（二）

桐城派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至乾隆、嘉庆时期发展鼎盛。它的宗旨是传承宋明理学和唐宋八大家的理论思想，阐发“义法”。因为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桐城派被树为正宗，方苞、刘大櫆、姚鼐为该文派的代表人物。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人们发现理学并非灵丹妙药，便自然地从思想上寻找失落的根源，以致涌起变革的思潮。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时人倡导文随时变，经世致用，形成浩大的声势，桐城派的主流地位受到冲击，元气大伤。

在这种背景下，曾国藩授以手臂，接过桐城派的大旗，与其师友、弟子一起提出更适应封建统治者需要的文艺主张，使得原本衰败的桐城派出现复振之势。

该文派以曾国藩为核心，后世多以“湘乡派”或“桐城——湘乡派”指称。其始于咸丰末年，曾国藩主动与桐城文学连接，之后是以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曾门四弟子”为代表的大规模文人创作群体兴起，直到这一代湘乡派作家相继凋谢，贯穿同治年间，延续至光绪末年，前后持续约有五十年。

据邰红红分析，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桐城中兴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作家群在近代崛起，继承了作为文坛正宗和主流的桐城派并扩大而成的新局面。它一方面表现在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文人幕僚集团的浩大声势，另一方面表现在理论与创作上一改桐城传统的淡雅、阴柔的美学特征，注入豪迈之势与雄奇之气，增加了经纶世务的社会内容。桐城中兴与桐城派的核心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新变，不再是传统古文理论所能涵盖。[25](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自认是姚鼐的门徒，“国藩之粗解文章，自姚先生启之”。[26]曾国藩继承桐城派的基本宗旨，又主张加入“经济”的内容，通过具体实在的经世济民来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曾门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再像曾国藩那样将内圣与外王合一视为必然，在思想框架上呈现更多突破，学术格局悄然发生改变，这正是后人评价“桐城—湘乡派”文人“以新学倡天下”“文明之先导”的原因所在。

该文派关注的视角超出了传统文人的范畴，一边放言时务，一边推崇洋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较有成就者以“曾门四弟子”为最显著。四人均因文章而被曾国藩赏识，入幕后师承曾氏，精研学问，文名鹊起。至他们出现时，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振兴才正式宣告完成。

以这四人为代表，曾国藩文学传人的发展方向大体分为两个方向：张裕钊、吴汝纶专心古文，少涉政事，活动范围主要在书院，可称为“文章派”；黎庶昌、薛福成则以建立事功见长，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且都有出使西洋的经历，文章内容也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可称为“事功派”。

有人认为，湘乡派的崛起是因曾国藩的政治势力使然，以此来贬低其文学水准，这当然是不够全面的。要知道，曾国藩在登上高位之前，已经以文章闻名遐迩，且他与师友子弟一起改造和发展了桐城派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胡适、周作人等人称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桐城派的思想到了他便改变了模样。成晓军则认为，曾国藩及其湘乡派，从中国近代文学体系方面，对总结、丰富和发展中国散文理论和创作方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是咸、同时期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固有特点的反映，同时也是这个特点制约、促发的结果。[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