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论沙场、官场，人有“欲望”是正常的，合理范围内的“欲望”是上进的动力。曾国藩认识到，“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20]所以，他注重满足下属的成长发展需要。

战争期间，除非重奖厚利不足得人死力，而奖励手段则不外乎升官、发财二事。湘军筹饷困难，粮饷主要用于保障一线作战需要，给下属加薪的空间不大。所以，表扬表彰、奏保官阶成为调度干部积极性最直接的手段。

当时的国家官员队伍，有实官与虚衔之分，而实官又有实缺、候补、候选之别。实官即正式的政府官员，职位、权力、薪酬应有尽有。候补、候选则不同，仅为一个任职资格，何时能转正、能不能转正，谁都不敢确定。

即使如此，候补、候选名额也很抢手。所以，从曾国藩开始，发明了另一种名目——“记名”，对考察优异者可予以记名，遇到空缺时优先晋升，这样可报功的官员数量大大增加，对激励士气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曾国藩在奏折中承认：

军营保举记名道府，实在微臣创始。臣于咸丰四年请保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三员，始照京察记名章程开用此例。缘三臣才能卓越，又建非常之功，是以破格请奖。记名后不过数月，均蒙文宗皇帝简放实缺。厥后各处仿照此例，武而提、镇，文而藩、臬，均保记名简放。[21]

曾国藩把选人用人作为一件极慎重的事，他说，“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22]意思是，不轻易地、草率地提拔和重用一个人，以后就不必轻易地、草率地辞退他。这是对干部负责、对组织负责、对事业负责，同时也是对领导者负责的做法。

起初，曾国藩在每次胜仗后保举人数并不多，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取华中重镇武汉，仅保举三百人，接下来的两年保举总人数也不过一千余人。而胡林翼在某次战役后一下就保举三千余人，很多人闻风纷纷投效胡林翼。曾国藩开始以为是自己德行不足，后来才渐渐发现主要是因为自己保举太少。(https://www.daowen.com)

刘蓉劝言曾国藩，滥赏则有才志士耻与庸人为伍，而吝赏又无以维系豪杰之心，指出“求才不竭其诚，遇之不优其礼，用之不尽其才”[23]是人才流失的三要素。赵烈文同样告诉曾国藩：“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24]总之，满足人才的“欲望”，树立“一登仕途，有利无患”的导向，必能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自己“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所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25]从咸丰十一年开始，他不再拘泥旧例，也像胡林翼一样大举保奏幕僚。

此风一开，遂成不可挽回之势，甚至出现愈来愈滥的倾向。当时，军中保案动辄过万，“每百人保二十人者，几成常套”。[26]吏部记名提督近八千人、总兵两万人，副将以下汗牛充栋，发给将领的奖励证书都懒得取，不值钱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在后期对此已有警觉，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保举太滥，官（文）、胡（林翼）创之，余亦因之，习焉不察，不复自知其非”；[27]“治军多年，愧歉莫大于此”。[28]曾国藩也曾试图挽回，但收效甚微。

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说：

偶思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29]

他类比说，饭店的财产是东家的，伙计只是负责管理，不能任由伙计卖人情；岗位资源是国家公器，不可滥用，绝不能成为督抚将帅卖私恩、买人心的手段。他以这段话自警，同时也是对这种现象委婉地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