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尚书》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曾国藩将询事、考言作为是识人阅人的重要手段，通过考察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既可观其见识、思想，又可见其条理。

领兵打仗期间，曾国藩即使再忙再累，也会抽出时间在行辕会见部属。总督两江后，他深感人才短缺，决定像在军营中每天接见哨长、士兵一样，“每日接见州县佐杂三人，与之坐谈而教诲之”[60]。谈心谈话常态化，有利于及时深入地了解干部的情况。江苏巡抚何璟在曾国藩死后奏称，曾国藩“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咨，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不默识于心，人皆服其耄年进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61]

通过观察言谈举止等因素，曾国藩对被考察人基本上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比如，方宗诚，安徽桐城人。同治元年春的一天，方宗诚到安庆拜见曾国藩，看到曾国藩丝毫没有总督、钦差大臣的架子，反而“望之如老教师”，整个见面过程氛围异常轻松，方宗诚知无不言，曾国藩细心体察。临别之际，曾国藩赠送方宗诚一副对联：敛气乃宏才学识，高文待续方刘姚。[62]方宗诚回忆说，对联前半句大概是因为“予学无含蓄，圭角太露，故警戒之也”；而后半句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位桐城派大家勉励自己，希望在文章方面向同乡看齐，有所成绩。经此一见，方宗诚很受感动和鼓舞，说曾国藩“好贤出于天性”。[63]

某天，李鸿章推荐给曾国藩三个人，让他帮忙把关。曾国藩故意让三人在庭院里等了很长时间，自己在屏风后面暗中观察。只见其中一人仔细打量庭中摆设，若有所思；另外一个则低头默不作声，规规矩矩地等候；剩下的那个相貌平平，一脸麻子，背负双手，仰头看云。曾国藩闪身出来，迎入客厅，与三人攀谈起来。第一个人对曾国藩的喜好习惯似乎早已熟悉，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剩下两人口才一般，特别是第三个人虽然对人对事都有独到见解，但说话太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等三人走后，曾国藩开始安排职位：第一个人可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第二个被派去管理钱粮，第三个被派去军中效力，并叮嘱重点培养。他解释说，第一个人善于钻营奉承，不可托付大事；第二个老老实实，魄力不足，适合安排一个中规中矩的工作；第三个人，不卑不亢，器宇轩昂，有大将风度，日后必成大器，不过性格耿直，容易招惹是非。第三个人就是淮军名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虽然领兵期间“战功赫赫”，但在治理台湾期间，性情耿直的他被小人中伤，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64](https://www.daowen.com)

担任两江总督时，很多人向曾国藩推荐陈兰彬、刘锡鸿，说他们两人能说会写，通晓天文地理，可堪大用。曾国藩接见后说，刘锡鸿满脸不平之气，恐怕不得善终；陈兰彬沉稳老实一些，做官可到三四品，但不会有大的作为。果然，刘锡鸿日后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国外。两人意见不合，刘锡鸿告状说郭嵩焘“藐视朝廷”“违背程朱理学”，郭嵩焘说刘锡鸿偷外国人的手表，嘴上官司闹得沸沸扬扬，尽失体统。当时主政的李鸿章将刘锡鸿撤回，刘锡鸿为此十分恼怒，上疏列举李鸿章十大可杀之罪。当时清廷十分仰仗李鸿章，自然对刘锡鸿的奏疏不闻不问。刘锡鸿气愤难平，常出不驯之语，周围人都对他敬而远之，不久便忧郁而亡。另一个人，陈兰彬于同治八年，经人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品质虽好，但作风保守、能力一般，最终没有多大的建树。[65]

俞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到京参加考试，因答卷中“花落春仍在”[66]一句被曾国藩相中，力主拔为头名。俞樾后来进入曾国藩幕府，经朝夕相处，更加坚定了曾国藩的判断，并把他拿来与李鸿章做比较：“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67]果然，俞樾著作等身，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改写《三侠五义》使之广泛流传；同时培养了不少后辈，如书法家吴昌硕、革命家章太炎等。李鸿章则从政五十年，热衷仕进，汲汲功名，一路扶摇，最后的官衔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曾国藩。

既然要“广收”，那么难免混进滥竽充数之徒。咸丰十年时，就有人指出曾国藩幕府所收之人“品类不齐，邪正难辨”，这是“以有用之财，养无用之人”，建议加以裁汰。[68]据清人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记载，某天某人求见曾国藩，在谈论当世人物时说，胡公（胡林翼）办事精明，人不能欺；左公（左宗棠）执法如山，人不敢欺。曾国藩问“那我呢？”某人说，曾公仁德，人不忍欺。曾国藩听了这个高级马屁，心花怒放，于是把他留在营中，给他一笔巨款负责筹措军火。但没过多久，其人便携款逃走了。此事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曾国藩连连叹气，反复自语“人不忍欺”四字。属下建议追缉搜拿，曾国藩却予以制止。

此事虽不了了之，但在他内心留下一片小小的阴影。同治六年七月，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求才的非易事，其中区奥太多。”赵烈文说：“区奥太多，不过易上当耳。”[69]虽受人欺却不堕好贤之志，不失为曾国藩人才观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