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事，直接关系着湘军的生死存亡。

曾国藩酷爱围棋，他从中汲取军事智慧，讲求布局，洞观时机。他曾经自我评价：“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2]即善于统揽全局、整体谋划，并注重细节，能够抓住重点。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分兵两路，一支北伐，一支西征，相对应地出现了两个战场，即华中战场和华北战场。曾国藩认为华中战场才是全局的关键，如果该战场陷于不利，那么大清帝国将被南北腰斩，“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3]。特别是湖北作为九省通衢，地位特殊，“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祸福尤切”[4]。所以，为了顾全大局，湘军必须以援鄂为先筹。

曾国藩梦想中的多省联合作战计划，虽然被咸丰帝一顿数落挖苦，并因吴文镕、江忠源战死而搁浅，但其力争上游，控制长江，攻取武昌，进而图取九江、安庆、天京，是湘军既定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昔人谓江自出蜀以后，有三大镇：荆州为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建业为下镇，京口次之”[5]，必须借大江之势，攻而取之。(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清廷而言，自身的安危当然更为要紧。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镇江、扬州被太平军攻克，清军将领陈金绶领兵至江北，咸丰帝给他下达的作战原则就是北防第一，直言“朕为天下主，非惑于浮言，忍置江南不顾，第根本微摇，将来不堪设想”[6]；同时，命令向荣不要急于进攻南京，而是优先肃清江面，使“贼匪无从北窜”[7]。此后，清军两次设立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计划逼迫太平军向西到华中战场决战。天平军北伐后，因“庐州系北路要冲，若不迅速剿灭，于大局更不可问”[8]，咸丰帝命令向荣、琦善领兵一起攻打刚失守的庐州（今合肥）。四月，命令湖北抽出兵力到武胜关助守，切断太平军北上的路线，这都是清廷作战意图的直接体现。

太平军主力是两广兵员，北方人较少，气候、饮食等均需适应，北伐军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咸丰三年底四年春，因气候寒冷，补给不足，林凤祥、李开芳等打到天津时已是强弩之末，故洪、杨决定把优势兵力集中于华中战场。这种变化被曾国藩敏锐地捕捉到，从而可以从全局的角度做出更加客观的判断。

屁股决定脑袋。曾国藩与清廷所处的位置不同，利害关系各异，自然会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就在咸丰帝为庐州得失彻夜难眠时，曾国藩建议要顾全大局，“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9]于是，他力主集中两湖优势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

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指挥湘军向武昌进军，十月攻占武昌，继而沿江东下，接连突破田家镇、半壁山防线，包围九江，使太平军西征遭遇重挫。这是曾国藩战略思想的初步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