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考察一个文学家、理论家的主张与见解，不能脱离其当时的时空条件、水土气候。湘军人士的文学理论在往后数十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可以说孕育了一代甚至几代人”。[28]
应用性、实用性本就是古文的重要原则，湘乡派又进一步确认和发展。湘乡派成员以事功派为主流，创作多议论少抒写。比如，檄文、祭文、碑志等文体，湘系成员亲历战事，对阵亡战友都有真情实感，往往感情所至，纵笔千言而不能止。
梳理直接的文统传承，湘乡派将桐城派继承并流传至后代，张裕钊、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先后十余年，北方学者多出其门，于是燕蓟之地始有湘乡之学，涌现出范当世、贺涛等后期桐城派文人。王闿运主持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等，培植一时风气，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名的如杨度、齐白石等。从间接的传承看，更是文风披靡，余波萦绕。比如，严复以桐城笔法翻译《天演论》，邀请吴汝纶作序，出版后风行全国；林纾以桐城古文翻译外国小说170余部，其中不乏《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中兴将桐城文体扩大了应用范围，实现了白话文成功之前古文应用能力的提高，一直绵延到五四运动时代，对近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莫大影响。
桐城中兴是文学振兴，但又不仅限于此。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集团通过军事胜利进而引导文化、政治、经济上的中兴，建立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思想框架。这一群体的兴起体现出承前启后、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的色彩。曾国藩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不论出于自觉认识，还是出于着意培养，在思想观念和行身处事上对他人的影响无微不至，以至于清末学者夏震武称：“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29]
注释：
[1]见（清）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一九二》。
[2]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五。
[3]见《曾文正公杂著》卷四。
[4]见《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十六日。
[5]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
[6]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7]见《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二月初十日。
[8]见《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9]在《曾文正公杂著》卷三。
[10]见（清）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之《一生三变》。
[11]见李育民《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研究》第一章。(https://www.daowen.com)
[12][26]见《曾文正公文集》卷三。
[13]转引自《青年毛泽东的国学观》，《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2日第15版。
[14]见（清）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
[15]见（清）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二。
[16]见（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17]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篇首。
[18]见《曾文正公诗集》卷二。
[19]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五日。
[20]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21]见（清）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
[22]见《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23]见钱穆《中国学术通义》第八章。
[24]见（清）张裕钊《濂亭文集》卷六。
[25]见邰红红《曾国藩与桐城中兴》，博士论文，上海大学。
[27][28]见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第六章。
[29]见（清）夏震武《灵峰先生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