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曾国藩谨慎地处理与洋人的关系，原则中有灵活，妥协中有抗争，所以有时会显得左右摇摆，前后矛盾。在“借师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等事件中表现明显，最典型的是天津教案。
基督教早在唐代就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迄至大清，雍正推行禁教策略，乾隆、嘉庆时期均有大的教案发生。道光二十二年，迫于列强压力，对基督教的管束越来越松，传教活动愈演愈烈，矛盾也日益尖锐，至清朝覆亡，全国各地均有教案发生。其中，天津教案是一桩规模较大的教案，曾国藩便是主要当事人之一。
该教案发生前，天津社会的反教情绪已很强烈：一是法国抢占一栋别墅作为领事馆，又拆掉佛寺和民房，建造望海楼教堂，致使一些百姓流离失所；二是当时入教人士除了生病落难、寻找精神寄托的人，更多的是地痞流氓，他们“未入教，尚如鼠，即入教，便如虎”[12]，通过传教士的庇护，共享治外法权，凌虐乡里，欺压百姓。
当时社会上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溺女弃女之风尤烈，某些不法之徒乘机干起了贩卖儿童的营生。法国人设立育婴堂收养流浪儿童，凡做善事者均有报酬，这一点被人利用，将拐来的孩子装扮成弃婴卖给教堂，从中牟利。适逢天津大旱、疫情流行，育婴堂死亡儿童甚多，掩埋处理不当，逐渐形成了教堂采生折割、挖眼剖心的谣言（几乎每件教案的发生，都离不开谣言的身影，苏萍在《谣言与近代教案》一书中有深入分析）。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教堂对质，聚集群众达万余人，法国公使丰大业开枪打伤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群众情绪被点燃，现场就将丰大业群殴致死，又冲进教堂杀死神父、修女，随后将法国教堂、领事馆、仁慈堂及法国开办的富昌洋行一概焚毁，并拆毁烧毁英美礼拜堂6处。事后查明，共打死外国人20名，另有若干中国教民和教会中的中国仆役被打死。
第二天，八国公使向清政府发出照会，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抵达大沽，鸣炮示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慈禧建议，请曾国藩赴津处理教案。
其时，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已经一年多，主要精力在处理讼案。他积劳成疾，身体状况已然很差，刚向清廷续病假一月。鉴于兹事体大，清廷决定派他办理，谕令：曾国藩眩晕之症，现已十愈其八，日内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13]
临危受命，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曾的幕僚大多建议他避而远之，如史念祖给他祭出上、中、下三策，赴津办案即属下策。如果曾国藩想推脱，理由也很充分，一者身体状况确实不济；二者外交事务并非直隶总督分内职责，可由总理衙门空降大员办理。但是，曾国藩还是决定接受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临行前，他已有不好的预感，特意给儿子留下遗书。遗书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https://www.daowen.com)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14]
可以看出，曾国藩办理此案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构怨兴兵、激成大变，所以选择了折中路线，息事宁人。
为查明案情，曾国藩专门征集挖眼剖心的线索，但无人可切实提供，询问育婴堂中的中国妇女、幼孩及宗教工作人员150多人，也无一例属于拐骗或绑架，谣言不攻自破。他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折》中说，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文明国家，断然不会干挖眼剖心的勾当。曾国藩是大清自有教案以来，第一位出面替天主教澄清种种荒诞不经之说的高级官员。
在缉拿凶手一事上，曾国藩陷入矛盾境地。一方面，法国人不依不饶，公使罗淑亚两次发出照会，要求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提督陈国瑞等人就地正法，否则就要动用武力，让天津化为一片火海；另一方面，他由保定启程，进城途中，遭遇多起拦轿请命，纷纷恳请他为中国人撑腰，可谓民意汹涌，舆论亢奋。权衡之下，曾国藩提出的方案是：将张光藻、刘杰革职，交刑部治罪[15]；将20名中国平民正法。官府处理命案的原则之一，就是一命抵一命，因津案有20名外国人被杀，故以20名中国人抵偿。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请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遭此大难。”[16]果然，曾国藩成为众矢之的，朝中纷纷谴责，坊间骂声四起，在北京的湖南士子冲进湖广会馆，砸烂曾国藩书写的匾额，声言要开除他的名籍。曾经的中兴名臣瞬间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举国欲杀的民族罪人。外国政府对此也甚不满意，坚持要府县抵命，而非革职那么简单。曾国藩费尽心思，仍是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病情顿时加重，头晕呕吐，一度卧床不起。
此时，恰逢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清廷借机调曾国藩回任江督，直督之位由李鸿章接替。
如前所述，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教案，他提出的方案差不多，将原定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期，其他赔款、道歉等并无更动。清廷派崇厚率使团到法国道歉，正赶上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无暇接待，使团只好返回，但行至纽约时又被召回。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亲自接见，称法国对处罚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他从崇厚手中接过道歉信，天津教案就此结案。
曾国藩“拼生命以顾大局”[17]，并未得到世人理解，天津教案基本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且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打击，他与人通信时总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南京总督府内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