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开始与曾国藩平起平坐。清廷“以胡制曾”的策略未能奏效，开始实施“以左制曾”，这次好像奏效了。羽翼丰满、独立门户的左宗棠故态复萌。曾、左二人常常在用人、调度等方面产生不同意见，而曾国藩每次写信商议，左宗棠都“置之不论”。此情此景，不得不让人感慨胡林翼死得早了一些。

随着曾国荃攻破南京，左宗棠、曾国藩之间爆发第二次严重冲突，打了一场震动全国的笔墨官司。湘军攻城时，根本没人注意洪天贵福的下落。他在李秀成护送下，趁夜黑逃出城外。李秀成掉队被捕后说，幼天王虽已出城，定然被追兵所杀；若被杀死路中，亦无人知晓，曾国藩、曾国荃便怀着侥幸的心理，上奏清廷说洪天贵福“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了。结果，幼天王一路转折，投奔在湖州驻扎的黄文金，随后被沈葆桢部下所捉，曾氏兄弟惨遭“打脸”。左宗棠等拿此大做文章，在没有事先通报曾国藩的情况下，率先上报朝廷。这相当于把曾国藩放在火上烤。曾国藩指责左宗棠当年攻打杭州，汪海洋等部十万太平军全数逃出，比这次逃走的多太多了，都没有被纠参；而且，洪天贵福逃往湖州，经过左宗棠的辖区，左也应该受罚。唇枪舌剑，一来二去，两人彻底闹翻，断绝联系，至死再没通过书信。

左宗棠做事刚毅果决，雷厉风行，但有急躁情绪，口无遮拦，好为人师，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不仅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等湘军人士都与左宗棠不睦，刘蓉常说左氏“立功一时，而流毒于十数年之后”。[20]张集馨听别人说左宗棠“存心阴险，极不易交”，通过亲自与左打交道，发现左的书信“满纸语句，摸之有棱”。[21]

左宗棠逢人便骂曾国藩，以“伪君子”消遣他。这些话曾国藩也“粗闻一二”，但他自嘲笨嘴拙舌，骂不过左宗棠，所以只好采取“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22]的方法来处理，省得自己口劳心累，并且叮嘱后辈不要回击，“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指左宗棠、沈葆桢）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处着不得丝毫意见”。[23]

曾、左虽一生“相爱相杀”，经常意见相左，但到关键时刻能够互相帮一把。同治五年，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抬棺出征新疆，需要各地协饷。左宗棠说：“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24]左宗棠担心曾国藩给自己使绊子。事实证明，左宗棠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曾国藩不仅在后方尽心尽力筹集粮饷，还将湘军刘松山部拨给左宗棠使用。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有成效。曾国藩听后感叹左宗棠当为天下第一：

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舍去，无论我难以为继，即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25](https://www.daowen.com)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左宗棠对儿子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他向曾府敬献一副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26]

左宗棠在写给曾纪鸿的信中说：

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27]

意思是说，左宗棠给曾、左一生恩怨定性：是君子之争，全为国家公事，而不是为了个人恩怨。

回顾三人的交往，曾国藩对胡、左有提携之恩，胡、左对曾国藩有辅助之谊，三人在军事上相互支持，政治上还算团结。其中，曾国藩以诚相待，静水流深，体现了宽阔的胸襟，这是凝聚团队班子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