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认为，吏治败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鱼肉百姓、官逼民反是激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因素，“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21]所以，曾国藩抱定澄清吏治的信念，决心“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以吏治挽回人心。

中国人历来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统，“一省风气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以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22]故曾国藩从没有放松吏治，即使是在战局正酣之时，他仍坚持“吏治与军务相表里”。他尤其将重点放到建强基层政权上，提出“吏治之要，首在得人，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23]。他对州县官员的标准极高，要求其“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24]

他为全面了解地方官吏，要求地方大员不定期汇报部下的现实表现情况，并派出幕僚秘密考察高级官员的优劣。他还效仿武则天的做法，在衙门口放一个木匣子，名为举劾箱，鼓励军民实名举报贪污腐败的官吏，并掩门对举报人进行保护。虽然这个“创新”没有实行很长时间，但也的确是在干部监督方面花了心思了。(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不断告诫州县地方官要廉洁从政、洁身自好，特别是新任职的官员，更要慎微、慎始，系好第一粒扣子。他指出，官员“莅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过多，其发之也不宜过骤”，在他人“多其察、少其发”的基础上，加了一条“酷其罚”[25]，三者合一，形成较为完整的监管链条。

曾国藩在给出任庐江县令的批语中告诫道：“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望江县令到任时，曾国藩也寄语他要不忘初心：“该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习气，尤宜保守初心。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26]

他赞扬进士罗澹村，为官二十五年，家无一钱，为当世第一清官，树立了学习榜样。而当他听说安徽休宁县的吏役纪律松弛、弄虚作假时，立即严厉斥责休宁知县严惩，并命令皖南各属引以为戒。有褒有贬，有扬有抑，才能树立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