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湘军的洋务实践，从军事工业开始。

曾国藩身处镇压农民起义的一线，见识到了西方武器的先进，认为战争取胜全赖洋炮实力，他提出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以达到“剿发逆”“勤远略”[6]的目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说：“恭亲王奕䜣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7]湘军创办初期，曾国藩迟迟不愿参战，主要是因为从广东采购的炮船没有到位。后来，在湘潭、岳州等战役中，洋炮远胜于太平军的土炮，收到了碾压式的效果。

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曾国藩认识到，因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换来的安宁仅是暂时的，列强随时都会翻脸。唯有自己掌握制造洋器的核心技术，才不会受制于人。他批评那种制造机器，一切原材料“无一不取材于外洋”的做法，认为原材料一旦无从购运，就会被“卡脖子”。所以，他在奏折中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8]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洋人目下虽幸无事，一旦兵端或开，则办船办炮必责成于吾辈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闲暇之时稍蓄三年之艾，免致临渴掘井，购买机物又为外人所挟制。”[9]还说，“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10]

为此，曾国藩在攻下安庆后，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性质的工业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小火轮等。他坚持全用汉人，未雇洋匠，从普通工人到技术员全用本国人，选调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父子协助管理，又访求徐寿、华蘅芳、吴家廉、张文虎等当时小有名气的科学家入幕，“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11]，委以主持研制轮船的重任。技术骨干徐寿和华蘅芳到达安庆时，一个是贡生，一个是田间布衣，曾国藩不但没有因此歧视他们，反而以“研精器数，博涉多通”[12]为评语向清廷推荐。因为当时缺乏必要的科研数据、材料，曾国藩特地选派二人到清政府购买的洋船上考察学习。科研团队历时数月时间，终于制成实用性蒸汽轮模型。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3]

这是曾国藩实践洋务思想的一大成果，虽然只是一小步，但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有人称“它跨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14](https://www.daowen.com)

汽机试制成功后，又进行船体的试制工作。同治二年（1863年）底研制出一艘木壳小轮车，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标志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诞生。在曾国藩的支持和鼓励下，徐寿和华蘅芳继续研制，于同治四年制成火轮船“黄鹄”号，名字出自《商君书·画策》：黄鹄之飞，一举千里。该船于南京下关江面试航，行动迟钝，不算成功。

其时，曾国藩、李鸿章正将苏州、南京、上海等地的机械制造部门合并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现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两年前，容闳受曾国藩之托，携带白银六万八千两，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母机”，此时归国带回一百余种机器，正好充实了该局实力。该局先后建立了船坞、码头及机器、木工、锅炉、枪炮、火药、子弹、水雷、炼钢等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最多时有员工1600余人。

曾国藩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十分关心，划拨经费、采购机器、雇佣工匠等事宜都亲自过问、亲自推动。特别是经费上，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特奏留上海海关两成税收，其中一半为造船专用。在他的大力经营下，终于在同治七年六月初四，造出了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曾国藩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而返，并为其命名“恬吉”号，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15]。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16]

同治十年十月初七，曾国藩再赴上海视察江南局。此时，除“恬吉”号外，该局又造出三艘兵轮，曾国藩分别为其命名为“威靖”号、“操江”号、“测海”号，并观看操演。曾国藩大喜曰，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并且预言，“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17]

对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成功，西方人在华创办的《北华捷报》称赞说，真没有预料到它后来在历任总督的培植下，竟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座庞大的机器制造局。容闳后来对该局及曾国藩的贡献评价说：“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公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18]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世时，该局由曾、李两家共管，主要由前者主政；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全面接手，渐渐改变既定方针，认为与其自己制造舰船，还不如直接向国外订购，从此该局造船速度大大放缓，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止，约十年间仅造了一艘兵船，此后干脆停止了造船业务，使得该局业务看似红火，但其实没留下多少工业基础。这一点，放在今天很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