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国藩贯彻“调和融通”的思想，创作《圣哲画像记》，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为后辈指点学途，推动文艺观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咸丰九年正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曾国藩花费六天的时间，创作《圣哲画像记》。他从数千年的历史名人中精选出三十二位，提纲挈领地写出他们的学术成就，以此为后辈树立榜样和标杆。

《圣哲画像记》所选中的圣贤为：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庄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诸葛亮、许慎、郑玄、杜佑、陆贽、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张南轩、朱熹、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鼎、王念孙，共三十二人。曾国藩说：“此三十二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12]

该文可以看成曾国藩未成的中国文化史纲，从理论上树立了学术融通的范本。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曾将它作为引导学生修身的课文，毛泽东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就有关于此文的记载。(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从理论上树立学术偶像，那么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则是他在操作层面为士人指明门径。该书于咸丰十年三月完成，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

该书收取上至先秦、下至明清的名家作品，包括《离骚》《出师表》《过秦论》《谏逐客书》等今天耳熟能详的古文作品，共二十六卷、七百一十三篇。

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十一类。他将文章与政事相结合，使读者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着眼点更多投向政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标准和范本。

毛泽东对《杂钞》的这一优点评价很高，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13]意思是说，曾国藩《杂钞》兼顾文与道，比姚鼐的《类纂》要全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