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丕《典论·论文》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曾国藩把文章作为立身之要，不仅理论讲得好，动手能力也强。《清史稿》评价他“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他身后留下一千五百余万字的《全集》，除文集外，奏稿、批牍、家书、日记、杂著等种类齐全，起码在数量上，古代文人骚客罕有其匹。

李鸿章评价说：“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14]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凭文章也“可以入文苑传”。民国文人徐一士兄弟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15]文学评论界评定了“明清八大家”的概念，有多种版本，诸多版本中重合的仅有归有光、姚鼐、曾国藩三人，足可说明曾国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青年时期便立志以道德文章名扬天下，且已摸到门径，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所建树。翻看曾国藩文集，不少作品确实有相当的文学水平。

曾国藩升迁太快，政务缠身，继而忙于领兵打仗，东征西讨，只好将学业“束之高阁”。直到其功成名就时，他还向人表示：“人生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今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而出之。”[16]意思是说，自己的文章水平不比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差，无奈自己没有闲暇时间进行创作罢了。这并非夜郎自大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