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绿营兵也好不到哪里去。
太平天国运动前，绿营兵力基本维持在60万人左右，分布于全国各府州县，比如，济南府579人，即墨县711人，惠民县645人，寿光县284人等。[9]士兵全是汉人，各级军官则满汉杂用，主要领导大多是旗人，每当发生战事，几乎全是满族贵胄领军。
绿营与八旗的主要区别有四点：以驻屯来说，八旗集中驻屯，务求其合，绿营则分散驻屯，务求其分；以兵器来说，优良兵器优先装备八旗，绿营只能用普通兵器；以京师禁卫来说，由八旗独当其任，绿营不得参与；以劳役来说，八旗不负差役，绿营则兼充百役。
毕竟，绿营军队只是清政府的统治工具，而不是“自己人”。所以，它在制度设计上本身就有缺陷，这种缺陷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能进不能出。
绿营实行“世兵制”，一人当兵，全家编入军籍，父在，子为余丁，父死，由子替补，世代以当兵为业。兵士一列兵籍，就由兵部统管，与民籍分开，终身不能更改。他们平时在营差操，有事征调出征，事定则遣撤归伍。他们应募时，是出于自愿，但入伍后，却没有退伍自由了。
他们参军后，想要逃避兵役，军营可以按户追索，使他们无处可逃。这样做的好处是，杜绝了士兵动辄撂挑子不干的现象。坏处是，因为没有正常的退役制度，有的年纪很大了仍然在当兵，年龄结构和队伍素质堪忧。从某种程度上，它类似唐朝的府兵，许倬云曾评价该制度时说：“职业兵是不能养太久的，养太久会丧失作战能力，尤其不能世袭，世世代代都当兵，这是行不通的。”[10]
同时，兵部按册发饷，为基层军官牟利提供了操作空间。虚冒名粮吃空饷成为一大弊病，“册上有兵，伍内无兵，纸上有饷，军内无饷”[11]的问题比较普遍。
二是能分不能合。
绿营兵由兵部统一管理，兵权层层细分，总督仅直接统带督标营，巡抚仅直接统带抚标营，其他部队则由下级军官直接统带。这样有利于防止将官拥兵自重，搞山头主义，但也导致了应急指挥系统不灵。毕竟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如果军事动作均等兵部调令，必然贻误战机。
大部分绿营兵并不集中驻屯，而是上班点卯打卡，下班回家吃饭。大家只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和同事关系，朝夕相处的战友情谊比较淡薄。特别是清廷用兵，主要靠从各地抽调兵力，临时拼凑组成作战部队，“败不相救、胜则反忌”的现象严重。曾国藩指出：
近时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此营既败，彼营掉臂而不顾，哆口而微笑，各营习见。[12]
三是能兼不能专。
承平年代，绿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差操”。何谓“差操”？曾国藩解释说：“营兵差操二字，混在一处。然差则护饷、押犯、缉捕等事，必须散处塘汛，各专责成。操则习技、练阵、听令等事，必须聚处营盘，同受约束。其事迥不相同。”[13]差就是差役，操就是训练，两者迥然不同。清政府并没有追求基层队伍的专业化、精细化，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所有任务全部压给了绿营，包括作战、缉捕、护卫等，类似今天武警、民警、国安、保安的结合体。
可以看一下绿营承担的主要七类差役：
一是解送，负责解送饷银、饷粮，跨省解送人犯；(https://www.daowen.com)
二是守护，负责衙门、仓库、监狱、城门警卫；
三是缉捕，负责配合衙门捕快缉捕人犯；
四是察奸，负责侦察秘密结社、聚众滋事、赌博娼妓等活动；
五是缉私，负责巡缉贩卖私盐、私铸钱币等活动；
六是承催，负责查催押送过境的漕船及铜、铅船只；
七是特别差役，负责皇帝出巡时站岗、蝗灾时灭蝗、押送藩属进贡的大象等。
按理说，这些是地方官的职责，不应属于军队职责的范畴。但是，从13世纪南宋以来政府逐步限缩，到清政府时已是典型的“小政府”，加之财政拮据，大力裁撤衙役等工作人员，这些任务只能由绿营承担了。
因为差役负担繁重，营兵奔走不遑，军队训练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为了应付上级巡视和检查，军队把精力用在花里胡哨的操演上。同治十一年（1872年），两江总督沈宝祯检阅江南水师，当时《申报》上有一篇报道，放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篇上乘的新闻速写：
是日，阅看江南新设之里河水师五营，尽行调于此处，共计舢板炮船六十四号。请令开操。号炮声中，各营金鼓鸣动，两翼旌旗招扬，左右舢板朝上排定，只听号声，荡桨齐出，左向左转，右向右转，演出双龙一字等阵，炮声响处，金鼓齐鸣。迨至号声变动，呐喊冲锋，复成鸳鸯梁子阵式，或为一字长蛇，或作四方平稳，莫不左右顾盼，进退舒齐。嗣打得胜鼓。操毕，听收队号声，始各跟梢盘转，仍分两边收队，将领缴令，则已红日西沉矣。[14]
差操混用，营兵兼具士兵、衙役的双重身份，间接导致绿营兵沾染衙门习气，打仗出征时，“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15]为了区隔差与操，清政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做表面文章。比如，要求营兵平时穿制服，应付差役时则换衙役号服，差役完成后再换回制服，殊不知换装容易换习气难呐！
除了制度设计的客观因素，八旗兵身上有的毛病，绿营兵几乎都有。曾国藩在奏折中指出：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16]
《东华续录》记载：
清兵畏贼远避，民间有“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之谣。
对此，嘉庆帝也曾发出“此等积弊，已非一日”的感慨。
任何组织都必须时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否则战斗力就会下降，就有被淘汰的危险。清军堕落腐败，严重内卷，变成一只一戳就破的“纸老虎”，这为新的武装力量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