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管理发展湘军组织的过程中，曾国藩坚持以我为主，化被动为主动，主要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知己知彼。
曾国藩主张以静制动是行军打仗的心诀。咸丰九年（1859年），他在日记中说：
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又思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27]
两年后，他在家书中，叮嘱曾国荃要恪守“坚静”二字，不要浪战：
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稳住一二日，则大局已定。[28]
这两段话道出了以静制动的真谛。
太平军机动性比较强，湘军建立初期，经常被太平军于黎明前突袭成功，损失惨重。曾国藩吸取教训，改变部队的作息时间，突出一个“早”字，每天黎明前就起床吃饭，再遇到偷袭便可从容应对，将被动化为了主动。
曾国藩让士兵早起干什么呢？安营扎寨。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结硬寨”。
湘军行军打仗，首要的任务是修筑工事。每到一个地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状况，曾国藩都命令士兵立即修筑工事，工事完成前，不准吃饭休息，不准与敌人开战。这成为他胜多败少的不二法门，即使为此拖慢行军速度，每日行路仅三十里，也在所不惜。
《陆师得胜歌》里专门指出，行军打仗首先要看地形，扎营地点最好是背山靠水，避开低洼潮湿地；其次要挖沟筑墙，壕沟宽一丈，深一丈五尺（1丈=10尺=3.33米），主要功能是防御步兵，挖出来的土必须要搬到两丈以外，防止敌人把挖出来的土回填；墙高八尺厚一尺，用草坯土块组成；外侧是花篱，花篱要五尺，埋入土中两尺，花篱有两至六层，主要功能是防御马队。久而久之，湘军都成了挖沟打洞的一把好手。(https://www.daowen.com)
黎明之前，曾国藩安排三分之一的士兵在墙内站哨，其余三分之二的兵力一支负责接应，一支负责埋伏，足以以逸待劳。这样的编排，纵不能进攻，亦无损大局，即使遭到偷袭，可以先做好基本防御，再组织第二次战斗。
很重要的一点是，湘军的优势装备较好、射程较远，太平军优点则是善于近战、白刃战，曾国藩通过挖筑工事，把两军区隔开来，就像在篮球场上只投三分，不进内线肉搏，达到了扬长避短的目的。
咸丰九年，李鸿章到江西曾国荃军营学习军事知识，观摩了一段时间，有点不屑地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无他，唯闻寇至而站墙子耳。”[29]不过，等李鸿章真正开始领兵打仗，才觉出这一套战术的益处。李鸿章曾总结说，楚军营规半日行路，半日筑营，到处可以立脚，是用兵十余年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以静制动战术的另一个案例，是防河之策。
捻党是兴起于康熙年间的群众性反清团体，鸦片战争后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称为捻军。太平天国建立后，两者互有联络，主要活跃于华北、淮北地区，极盛时期兵力达到二十万人。太平天国灭亡后，赖文光等捻军首领吸收太平军旧部，力撑农民起义大旗四年之久。同治四年（1865年）春，菏泽高楼寨，捻军击毙残暴骄横的蒙古八旗郡王僧格林沁，整个清廷为之震动，迅速调动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负责“剿”捻事宜。
捻军吸取太平军失败的教训，放弃固守一城一池的作战方式，采取大规模流动作战的方式，行动更加机动，行踪飘忽不定，近似正规化的野战部队。既然是流动作战，就没有特别固定的根据地或城池可以围困，曾国藩过去对付太平军的老办法也就失灵了。
曾国藩吸取僧王败亡的教训，采取重点设防的策略，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等镇设置重兵，但是就点抓点，各镇之间空隙太大，轻而易举被捻军突破。曾国藩又派马队追击捻军，却又被牵着鼻子走，处处落于下风。总之，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一度陷入被动的局面。
无奈之下，曾国藩采用刘铭传的策略——防河，利用黄河、沙河、运河、淮河等天险“画河圈地”，分兵把守，连点成线，把不习水战的捻军困于包围圈中。曾国藩对刘铭传说：“办捻之法，马队既不得力，防河亦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30]他上奏清廷表达自己的决心，“设两河防务不能办成，或有损于大局，臣愿独当其咎”。[31]
可是，由于防线太长，清军各部统筹协调不够，号令不一，心力不齐，捻军得以分兵冲击，突破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京畿要地安危亮起红灯。为此，曾国藩引咎辞职，回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到任后，开始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战术，结果并不理想，多次受到清廷责备，只好重新启用防河战术，先防运河，后防胶莱河；防守东岸失败，就改防西岸，最终因东捻军在胶莱河、六塘河的突围中伤亡惨重而失败。西捻军因徒骇河防线的限制，作战能力逐渐消失殆尽，同治七年夏，河水猛涨，刘铭传与郭松林部在徒骇河边纵横合击，西捻军主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