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列强：为我所用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三，恭亲王奕䜣等指出：“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38]他把清政府比作蜀，把太平天国比作魏，把西方列强比作吴。不去计较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他的话足以说明列强是可以左右大局的。如何处理好与列强的关系，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是摆在曾国藩面前的严肃问题。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五口通商”。当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列强攫取了丰厚的在华利益。咸丰帝驾崩，投降派慈禧和奕䜣上台，颁布“借师助剿”的决策，清政府对侵略者的态度，已经从藐视、排斥、恐惧转变为接纳、合作。所谓的“洋兄弟”为了保护在华利益，开始抛弃虚伪的面具，调转枪口对准了太平军，又以此攫取更加丰厚的利益。
列强与清政府合作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外交斡旋，干扰太平军的进攻。比如，咸丰十一年，陈玉成大军剑指武汉，清方形势岌岌可危，英国海军中将何伯、参赞巴夏礼等以保护通商环境为由，阻止了陈玉成的进攻，随即陈玉成撤走。二是协助培训清方军队，提供火器火药，并进行有限度的合作。比如，以左宗棠部为主体成立中法联军，在攻占杭州等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三是直接参战。比如，同治元年（1862年），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英法派出四千兵力直接参战，帮助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鸦片战争爆发那年，曾国藩散馆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开始担任正式官职。可以说，西方侵略伴随着曾国藩一生的官场生涯。
曾国藩对洋人怀有天然的敌意，从其京官时期的日记或家书中可以看到多处记载。[39]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曾国藩的精神冲击很大。听说皇帝逃出京城，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40]；被胡林翼告知英法联军火烧淀园（圆明园），他“伤痛之至，无可与语”[41]；看到《北京条约》条款，他直呼“大局已坏，令人心灰”[42]，“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加难堪”[43]。在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二日的日记中记录：“睡时，已三更二点矣。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
因为太平军的加入，“二人转”成为“三国杀”，曾国藩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局限性表露无遗。他认为，清政府没有同时树敌的能力，必须与侵略者和平共处，“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44]
随着形势发展，关于是否“借兵助剿”的问题引起争论，慈禧一度拿不定主意，征求曾国藩等人意见。曾国藩认为，“借师助剿”无异于引狼入室、与虎谋皮，但以眼下的情势看，除了这一条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在奏稿中称：“臣处搜获伪文，亦知金陵洪逆词意不逊，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45]即是说，列强与本军已产生矛盾，应该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他所主张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合作，保持了一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警觉性。比如，“借兵助剿”的范围不应随意扩大：
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46]
同时，应该限制“借兵”的规模：
臣查西人天性好胜，睚眦小忿，不肯甘休……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47]
他尤其强调，军队指挥权不应授予洋人。在处理阿思本舰队事件[56]中，曾国藩对总理衙门说，如果要买洋船，须由中国官员全权指挥，反对将指挥权交给阿思本，更不可能承认他所谓清政府海军总司令的身份。
南京久攻不下时，李鸿章建议曾国藩允许白齐文和他的“常胜军”赶去支援，曾国藩表示有条件地同意。两个条件：一是“常胜军”与官军上下游配合作战，营地不应离官军太近；二是一旦攻下南京，“常胜军”获得的财物必须上交，允许参与“分赃”，作为对洋兵的奖赏。
曾国藩对列强这种“矛盾”心态，主要是想借洋人之手剿灭太平军，但又不想被洋人绑架。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咄咄逼人，曾国藩因所处位置，备感力不从心，甚至流露出极消极的情绪：“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以补救。”[57]由于阶级局限性，在这个斗智斗勇的生存游戏中，他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干起了与列强合作的勾当，以达到为我所用、借刀杀人的目的。
总之，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曾国藩在与清廷、地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渐入佳境，为湘军集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赵烈文（1832—1894），江苏常州人，所著《能静居日记》是研究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史料。他曾任曾国藩机要幕僚多年，正式拜师，所以此处称“师”。
[2]见《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3]见（清）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一。
[4]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5]转引自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精华版）》第19章。
[6]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7]见《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8]见咸丰三年曾国藩回复黄子春的信。
[9][10][11][30]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
[12]见（清）薛福成《庸庵文续编》之《书宰相有学无识》一节。
[13]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第五章。
[14]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九。
[15]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
[16]见（清）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之《一生三变》。(https://www.daowen.com)
[17]见《曾国藩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18]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第七章。
[19]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廷寄上谕，正月三十日曾国藩收到。
[20][52][55]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
[21]见（清）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八。
[22]见（清）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同治三年》。
[23]见《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九年四月。
[24]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
[25]见《曾国藩家书》，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
[26]见（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十五日。
[27]见（清）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卷四。
[28]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29]见（清）夏震武《灵峰先生集》卷四。“湘乡”指代曾国藩。
[31]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32][33]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五。
[34]见《曾文正公文集》卷三。
[35]见（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月十九日。
[36]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37]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一。
[38]见翦伯赞、郑天挺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
[39]如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日记——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幸也！……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等等。
[40]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初三日。
[41]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42]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43]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44]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
[45]援引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曾国藩的奏折，《曾文正公奏稿》未收录。
[46]1862年，清政府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英国人）之手，向英国购买7艘兵轮，同时招募英国水手600余名。次年初，李泰国竟然以清方代表自居，与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私下签订《合同十三条》，将舰队指挥权全部交给阿思本。这就意味着，这支舰队是行驶在中国江面的英国舰队。曾国藩向来主张自办水师，所以对此事坚决反对，认为西方人本就有欺凌之心，不能助长他们的气势。他主张应立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奕䜣等人赞同这一方案，最终清政府于次年十月解散舰队，遣返兵轮和水手，购买款由英国退回，另赔偿阿思本白银1万两，革除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
[47]见《曾文正公批牍》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