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下属打成一片
曾国藩治军治吏虽然严格，但在下属面前都是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与下属打成一片。
曾国藩在军营每天清晨即起，与众人一起吃早饭。饭后，就在饭桌旁畅谈一番，或讨论军事，或闲谈轶事，气氛热烈。李鸿章后来对他人回忆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17]
面对人情世故，曾国藩表现出极重感情的一面。沈衍庆与曾国藩不算亲近，但他殉职后，曾国藩感其忠义，怜其家贫，每年都给他寄钱。周成死后曾国藩也厚加抚恤，承担起他几个遗孤的教育责任。
清高太过则伤仁。对于礼尚往来，他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小心谨慎地拿捏着人情与原则的界限。
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自己生日。十月初十是生日前一天，众官员给他预祝。到了十一日，众官员又要正祝，曾国藩不好推辞，提出自己出钱请客。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把家人接到安庆。同驻安庆的庐州知府唐景皋为曾国藩安排了后勤家务，家具、被褥、细软等一应俱全。总督府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场所，地方官为曾国藩布置府衙，符合官场惯例。但是，曾国藩给唐景皋写信表示不敢当，仅收了七张草席。
鲍超行事高调，咸丰十一年十月，他到安庆与曾国藩商议要务，同时为他庆生，送礼车队浩浩荡荡，奇石玛瑙、古玩珍品等，应有尽有，但曾国藩只是从中挑了一顶小帽，其他一概拒绝。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18](https://www.daowen.com)
洋务运动时，容闳建议购买外国机器以兴洋务，曾国藩给予大力支持，拨给容闳六万八千两银子，任其支配。等容闳回国后，想专程感谢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北上“剿”捻，特地写信给儿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壁还为是。”[19]
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与下属的交往中讲究“空间的艺术”，不会收受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既维护了自己的原则底线，又没有让他人十分难堪。
曾国藩算清官吗？可以算半个。从“收”的角度看，曾国藩虽不像海瑞、于成龙那样一尘不染，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应该算是个清官。不过，从“送”的角度看，他在“陋规”面前又照送不误，毫不手软。
大清官场，“陋规”盛行，送礼名目繁多，潜规则几乎成了明规则。特别是，清朝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养廉银，数目是正常俸禄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较多，而京官却对外官的升迁、考核有较大影响，所以外官向京官送礼，京官则照拂外官仕途，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
贿赂二字太俗，得换上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仪、敬，带上礼物的性质，送的收的都心安理得。比如，冰敬是外官夏天送给京官的礼金或礼物，炭敬是冬天送的。程仪是钦差路过某地方，地方官员奉送的路费。别敬是外省官员进京办事，离开京城时送给京官的。另外，还有喜敬、门敬、妆敬、文敬等等，不一而足。
曾国藩当年做京官时，听说别人得了别敬，心里还非常羡慕。那种清苦的记忆十分深刻。所以，曾国藩在送礼这方面毫不含糊，仅每年送给湖南籍京官的冰敬、炭敬就有三千多两。
同治三年，太平运动平息，清廷派考官到江南主持乡试。曾国藩安排说，给考官的礼物“一切均从其厚”，能多给就多给，最后送给正副两名考官刘昆、平步青各三千两银子，户部发放的路费五百两也在江南支领。
同治七年，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进京陛见，自然忘不了给京官准备厚礼。同治八年正月十九日日记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核别敬单三纸。旋见客多次，料理城内送礼各事。”可见，他对送礼之重视。三天后，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20]送了一万四千余两，自己认为并不丰厚。
当然，这些封建陋习放在今天，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同时，从曾国藩等人的身上，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整个官场的生态是腐坏的，那么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无法幸免，只是程度轻重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