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不仅要处理与清廷的关系，还要处理与地方军政势力的关系。

太平军经过湖南境内时，一呼百应，从者甚众。除此之外，境内还有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成群结党，啸聚山谷。曾国藩称湖南会匪之多为全国之冠。他分析说，基层官员害怕问责，所以相互掩饰，“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28]，民众看到罪犯逍遥法外，就都视法律和政府为儿戏。

曾国藩的任命状里写得清楚，让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所以，他一边办理团练，一边搜查土匪，最大的动作是成立了“审案局”。

“审案局”办案简单粗暴，废除一切法律程序，定罪不要证据，不必反复推问和长期关押，闻讯就提来，提来就审讯，招供就正法。处理方式三选一：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于百。有人就指出，“就地正法”之制创始于曾国藩。[29]

在长沙的几个月中，曾国藩先后杀了200多人，受到舆论挞伐。他被称为“曾剃头”“曾屠户”，就由此而来。曾国藩有他自己的说辞，他在《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说，“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30]在给别人的信中说，“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31]以此为自己辩解。

此等狠辣手段不仅使所谓“会匪”渐少，湖南形势趋于稳定，而且太平军再次进攻湖南时，民众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响应支持，避免了湖南变成第二个广西。(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认为，正是因为当地官员不担当不作为，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所以，他指示属下审理“犯人”不必经过县衙，甚至有的“犯人”已经押赴县衙，他都派人强行提走。即使胥吏、讼师等一经举报为“会匪”，同样不顾情面，绝不手软。这使得他得罪了长沙知县等地方官员。

这还没完，曾国藩又把手伸向了绿营。

长沙绿营应该归提督鲍起豹统带，但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训练松散，要求他们与湘军一起训练。绿营副将清德带头不配合，而且孤立参加训练的营官塔齐布。曾国藩随即上奏，将清德革职，改推塔齐布上位，矛盾公开化。在鲍起豹的纵容下，双方摩擦事件不断，形同水火。曾国藩的亲兵仆人每次上城楼送信，必遭毒骂痛打，甚至有绿营标兵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砸烂了他的轿子的事件发生。

某天，绿营与湘勇又因小事发生纠纷，曾国藩不服，给鲍起豹发去公函，要求惩治带头闹事的士兵，鲍起豹反将一军，捆了肇事者就送往曾公馆，并鼓噪士兵前去抗议。士兵在公馆越闹情绪越激烈，最后冲入馆内，杀伤门丁，曾国藩本人也差点遭遇不测，只能仓皇向巡抚骆秉章求救。

当时，巡抚张亮基已调任湖广总督，移居武昌，巡抚由骆秉章继任。巡抚府邸与曾公馆仅一墙之隔，骆秉章起初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等曾国藩上门求救，才“后知后觉”地前去调解，最后放走营兵，并告诫曾国藩不要干预兵事。

这是曾国藩与地方军政势力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曾国藩捅了马蜂窝，换得满头包，只好离开长沙，搬到了200公里以外的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