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职场拼杀，主要还是得靠自己。曾国藩在给下属的批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办事者莫恃上司之恩典，宜仗自己之本领。若有本领，办事好，虽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压下去；若无本领，办事不好，虽父亲做上司，也不能抬起来。[12]

总之一句话，有为才有位。现在我们讲，要坚持“伯乐相马”与“赛场选马”相结合，在一线识别干部，凭实绩使用干部。曾国藩当时已经这样做了。他说，“求人必试以艰危，用人当责以实效”[13]，就是通过实绩来检验锻炼干部。

拿筹饷来说。湘军属体制外力量，经费需要自筹，所以筹饷一直是曾国藩案头最棘手、最吃重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湘军早期，求爷爷告奶奶到处化缘，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这是试以艰危、责以实效的最好平台。

胡大任，湖北监利人，曾国藩的同年进士，分别于咸丰四年（1854年）闰七月、咸丰九年正月两次进入曾国藩幕府，负责筹饷的工作，且不负众望，成效显著。厉云官，江苏仪征人，咸丰四年七月、咸丰八年六月，几乎与胡大任同时辅佐曾国藩，负责运转粮台。咸丰九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上奏为两人请赏：

胡大任独能于万难措手之际，奋不顾身，经营筹划，不独稳固军心，实足激发士气，盖其沉毅果决，力济时艰，悉本忠荩之诚，乃能任艰危而不变，历险阻而不渝。此后责以事功，必收大用……该员（厉云官）勤慎廉明，每月军饷三十余万两，出入勾稽，丝毫不苟，加以采办制造，昼夜辛勤。自留鄂以来，历五年如一日……湖北征皖正当吃紧之际，拟请特恩，将厉云官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14](https://www.daowen.com)

围绕用人实效这个目标，曾国藩坚持“用新不如用旧”，提出“人不什、不易旧”的观点，即如果没有十倍的好处，不能轻易换人，尤其是在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时候。因为对老部下知根知底，比较熟悉了解，干起工作来驾轻就熟。

如张树声，安徽合肥人，出身淮军，也曾跟随曾国藩“剿”捻，算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沟通完全没有障碍。督直期间，曾国藩面对“清讼”这项棘手的任务，选择由张树声担纲，当时他是直隶按察使，“刑名之条例已精，直隶之情形尤熟”，是协助曾国藩办理“清讼”的不二人选。在曾国藩上任一个多月时，清廷命令张树声与山西按察使史念祖对调，而史念祖当时不过三十岁，显然暂不能胜任如此繁巨的任务。曾国藩上书指出，史念祖刚入仕途，即使有过人之智，但想熟练掌握刑律，熟悉地方水土，也得需要一年半载。并建议：“若该臬司（指张树声）能留畿辅，佐臣不逮，计一年之内，可将积案全数清结。若张树声遽赴山西，臣精力衰颓，自度万不能了此数千滞狱。”[15]结果张树声得以留任，与曾国藩共同制定有关章程，确保“清讼”工作顺利完成。

另外，曾国藩北上主政直隶时，奏调大批幕僚辅佐，有钱应溥、薛福成、吴汝纶、陈鼐、游智开、赵烈文、方宗诚等十一人之多，其中钱应溥、薛福成、吴汝纶后来跟随曾国藩返回两江，其余人留在直隶获得实缺，既充实了直隶干部队伍，也使湘军集团的人才找到好的出路。

用旧不等同于任人唯亲。

咸丰三年冬，骆秉章为桂东战役保举四五十人，曾国藩就指出其好友罗泽南、学生陶寿玉无功而得保举，显然有失公允。咸丰八年，曾国藩同年好友吴嘉宾主动向曾国藩请缨办理团练，曾国藩对他知根知底，于是在禀帖上写道：“该员著书是好手，办事是外行；著书多而且精，办事偏而且蠢。”[16]半开玩笑地拒绝了好友的请求。咸丰九年十月，他婉拒胡林翼重用其胞弟曾贞干（曾国葆）的建议，表示其弟军事阅历太少，决不可当统领，敬请胡林翼收回前命。

咸丰四年，曾国藩亲率湘军水师在湘江铜官渚与太平军作战，大败后万念俱灰，跳入湘江。小委员章寿麟从船尾跃出，奋不顾身地将曾国藩从水中拖了上来，一心求死的曾国藩想再次自杀，章寿麟将其死死抱住，不断劝慰，算是有“救命之恩”。然而，曾国藩至死都没有特别关照过章寿麟，其最高只做到了县官之职。曾国藩去世后，光绪三年（1877年），章寿麟告老还乡，途径湘江，回忆往事心绪难平，于是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写了一篇自序，半述旧事，半发牢骚，并传给故交好友，博得左宗棠为其作序，李元度等人专门撰文、题词。曾国藩为何没有提拔重用救命恩公的真相不得而知，或许章寿麟没有过硬的业绩是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