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曾国藩到任保定后，最紧迫的一项任务是清理狱讼。
直隶地处京畿要地，讼案本即多发，有“直隶讼案之繁甲于他省”[43]之说。加上连年动乱，吏治疲敝，所以讼案严重积压。他在奏折中说：“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44]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截至同治八年三月底，全省未结同治七年以前旧案积至1.2万余起。
在新上任的一个月里，曾国藩日常公事，百分之七八十为处理讼案，其他业务不过百分之二三十。未办结的万余件信访件中，仅进京访就有一百三十余件，有的案件拖延了长达八九年之久。曾国藩直陈：“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于此。”[45]
曾国藩将“清讼”为当务之急，夙兴夜寐，孜孜不倦，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大倒苦水：“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与六部例稿相似，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46]
为加快“清讼”工作进度，他亲自制定《治理清讼事宜十条》：[47]
一、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
二、保定府发审局宜首先整顿；
三、州县须躬亲六事，不得尽信幕友书丁；
四、禁止滥传滥押，头门悬牌示众；
五、禁止书差索费；
六、四种四书册按月呈报悬榜；(https://www.daowen.com)
七、严治盗贼以弭隐患；
八、讼案久悬不结，核明注销；
九、分别皂白，严办讼告、讼棍；
十、奖借人才，变易风俗。
其中，第三条州县官员必须亲自做的“六事”是：放告之期，必须亲自收状；能断者立予断结，不能断者交幕拟批，必须亲自细核；差票传人，必须亲自删减；对盗命案件的口供必须亲自勘验；亲自计算承审限期；经常探视监禁管押犯人，亲自经手办理向上司的相关册报。
“十条”颁布后，负责全省司法的臬司张树声制定《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有十五条，主要是对前订“十条”的进一步细化，两者配合使用。
规定颁行之后，曾国藩严格督促落实，对落实不力的官员予以严办，对“清讼”卓有成效者大加奖励。“记过，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撤委示惩。”[48]前文所述参劾劣员、褒奖贤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讼案办理情况。比如，曲阳知县万方泰，曾国藩问责他“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而顺德知府任道镕，曾国藩表扬他“于清厘滞狱，条理犹精”。他还将旧案在一百起以上全部结清者，择优开单请赏，涉及保定知府恩福、天津知府张光藻等30余人。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时间不长，而且经历天津教案，故主要用在“清讼”上的时间仅8个月左右。但这八个月成效非常显著。同治九年二月，他向朝廷作了“清讼”总结报告：
计自上年四月开办起至十一月底止，共八个月，历据各属审结，并注销、息销七年以前旧案一万二千零七十四起，又结八年新案二万八千一百二十一起。此外尚存未结旧案，仅止九十五起，或紧要犯证无获，或隔省关，查未复，均已咨部展限。又未结八年新案二千九百四十起，不足一月新收之数，不难渐就清理。[49]
曾国藩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同治八年四月至十一月，结销新旧案4万余起，平均每天180余起，强度之大、效率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在“清讼”过程中，“各员振刷精神，悉心推鞠，间有平反重案，悉臻允协，多年淹滞尘牍，为之拂拭一清”。[50]曾国藩以此为突破口，重建基层官吏体系，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制定的“清讼”有关章程也被清廷印发推广，要求他省参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