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受曾国藩外交思想影响至深的，不止李鸿章一人。其幕府人才济济，其中不乏注重时务的郭嵩焘、赵烈文、薛福成、黎庶昌、容闳等人，曾国藩常与他们谈论时局，面授机宜，在外交思想上互相影响。

曾国藩最主要的外交主张就是“和戎”和“自强”。顾卫民指出，曾国藩在近代化的事业成功之前，不轻易言战，在保持和局的基础上，积极治本，接受一部分西洋文化，即近代的军事技术和科学工艺，同时平息各种无谓的内讧，以求实精神励精图治，积极改良内政，练好兵，当自己的羽毛丰满后，伺机反抗。这是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已有了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但带有旧时代的烙印。[23]这种务实的观点在其幕僚、亲友中间得到贯彻，不同的是有积极、消极之分。如果说李鸿章是消极一派的代表，那么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王韬等，则是积极一派的代表。

长期以来，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受人诟病，其同志多为其抱不平。郭嵩焘说：“曾文正公办理天津一案，乡人大哗，至今物论尚未平也。此无他，用其鼠目寸光、谿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为忠孝，慢上无礼，漠不为耻。”[24]薛福成曾跟随曾国藩赴津办理天津教案。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南数省不断发生教案，薛福成援引曾国藩的经验说：“昔曾国藩办理津案，虽一时谤议纷起，阅世以后，人咸谅其心之公忠，并知其事之妥协者，盖既保全和局，而原案外并无所让也。”[25](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是程朱理学的忠实拥趸，坚持“言忠信，行笃敬”的处世信条，并将它运用到外交领域。曾国藩曾致信李鸿章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他解释说：“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谨慎。”[26]郭嵩焘在奏折中曾称，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这四条原则的对外政策。[27]核心的意思就是把洋人当人，平等交往，诚信交往。具体的外在表现是“以合约为凭”，在暂时无力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前，遵从合约，以维和局。郭嵩焘指出，条约即是谕旨，如有抗违，即是违旨。黎庶昌认为，仁者能以大事小，智者能以小事大，是实现友好邦交的基础，凡是订立合约的国家，都应重归于好。曾纪泽认为，“中英合约不公之处，宜于修约之年照会更改”，“中国恢复权利而不着痕迹”，[28]仍未完全突破“诚信和戎”“坚守和约”的思想范畴。

在“力保和局，不宜动兵”的原则指导下，更多的人选择接受外交规则，运用外交的方式解决中外争端，并学会借力使力，以国际法维护中国权益。比如，薛福成在与英国谈判香港派驻领事、滇缅界务条约时，曾援用公法，稍获明效。王韬指出，与西方外交要以西方法律与他们反复辩论，以其矛陷其盾。

如前所述，曾国藩开启洋务运动，背后是自强思想在发挥指导作用。尤其对国防外交、国计民生事项，曾国藩等人都十分敏感。同治六年，列强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多次表达反对意见。他说：“小轮舟、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又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29]薛福成指出，内治与约章相为表里，如果被外国人牵制，则中国永无自强之日。他与曾国藩一样，更看重的是内治、自强。同样，王韬批评士大夫“无故悬一和字”的消极做法，认为以屈辱求和的态度与洋人打交道是行不通的，必须以斗争求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