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牵藤挂蔓，连骨带筋，干部的升迁贬谪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何今天组织部部长、纪委书记，乃至主要领导原则上异地任职的原因。
曾国藩发迹于两湖、两江，直系部属甚多，让他有些投鼠忌器，放不开手脚。比如，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政声极差，同僚评价也极低。最初是一名被革知县，后被曾国藩收为厘金局卡员。同治二年（1863年）到上海后，被李鸿章赏识，平步青云，保至布政使。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又保举丁日昌为署理江苏巡抚。赵烈文多次揭发丁日昌的问题，认为整顿江苏吏治，必须先拿丁日昌开刀：“师恒言求吏治，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曾国藩表示无奈：“足下亦知吾苦心耶？丁之流皆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渠又暴露于外，方膺艰巨。丁虽宵人，而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吾又何忍不少慰其意耶？”[38]
曾国藩一是怕处分丁日昌，损害与李鸿章的关系；二是丁日昌肩上的担子很重，而且洋务干得不错，他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异地任职是个好办法。曾国藩被调任直隶总督后，立刻展示出不同以往的凌厉手段。
在赴任保定的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吏治，官场气象腐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39]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到达保定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对他说，直隶吏治已极端颓坏，官员毫无出息，民众藐视法律，地瘠多灾，深感“一筹莫展”。
曾国藩认为，直隶吏治败坏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官员过于宽厚，处分太轻，给予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劣员此处败露，方惧严参，而彼处钻营，反得优保”；“玩上则簸弄是非，虐民则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因为连年战事，原有的官僚考核体系被破坏，文官三年一次的“大计”、武官五年一次的“军政”评审都陷入停滞，谁好谁孬，不清不楚，或奖或罚都缺乏依据。
他对人说，自己本不是那种很苛刻的人，但是鉴于现状，“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40]他决定对这种现象宣战。在对当地官吏做了充分的考察调研后，曾国藩于同治八年四月，将第一批11名弹劾官员上报清廷。[41]该批官员都是知县、知府以上官员，主要劣迹有“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等等。数月后，又弹劾了第二批8名官员。同时，曾国藩注重表彰荐举贤员，其时至少有19名贤员被表彰，一赏一罚，直隶吏治风气渐转，精神为之一振。
督直期间，曾国藩很重视地方官吏的考察。在同治三年的日记中，记录比比皆是。比如，他曾接见山东官员32人，评定略优者11人、劣者7人、平者14人。[42]
其中，优者：
刘松龄 进士，雄县，尚算好官
刘锡谷 甲午举人，大挑，似有德之象
沙培之 副榜，尚可用
陈 咏 唐县，临清州人，进士，可为循吏
贾孝彰 筠堂侄孙，英发，捐班(https://www.daowen.com)
陶柽林 稳实，捐班
张恩煦 高阳，进士，老实
王崧年 举人，谨慎而怯，说话不出
张衍度 子成之弟，拔贡，清稳可用
李福田 进士，未经署事，署饶阳
李执中 拔贡，尚稳练
劣者：
王启俊 南宫县，明白而极滑
何 芳 怀安县，似有瘾者，又似能干人
孙 堃 军营钻营之象
张惠承 似浮
徐廷幹 似粗才
贺 瀛 鄙而无用之象，卞改简
周子华 似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