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高举“不要钱”“不怕死”的道义大旗，但是他也明白，要想兵勇不顾生死，为自己卖命，光靠思想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可靠的物质保障，甚至发出“军中不可一日无饷”的慨叹。这是他从绿营那里得到的教训。

绿营士兵兵饷太低，平时月饷为守兵一两、步兵一两五钱、马兵二两，每月再给三斗米。该标准是顺治四年（1647年）时制定的，在当时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但随着人口增加、白银流入、贪污盛行，物价持续上涨（康熙时米价不过三四钱一石，乾隆中期涨至一两五钱，道光年间涨至三两），兵丁仅靠这点收入已经养不了家。因此，不少兵丁纷纷出营做起了小生意。绿营将帅还存在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中饱私囊等行为，导致士兵实际领到的薪水还要少，怨言颇深，严重影响军心。曾国藩评价绿营的粮饷制度是“平日有少粮之命，临事无省实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24]，是绿营战斗力低下的罪魁祸首。

为了避免重蹈绿营覆辙，曾国藩为湘军制定了比较优渥的饷章制度。拿陆师来说，每参加一天操练给一钱，在本省“剿匪”，每日一钱四分，出省“剿匪”，每日一钱五分。月薪标准是：陆军正勇每月四两二钱，马勇七两二钱，火夫三两三钱，长夫三两，除个人衣食无虞外，足以上事父母、下蓄妻子，使湘勇在前线打仗而无后顾之忧。

水师的待遇要比陆师优厚（如表4-1）。[25]

表4-1　水师工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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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营的标准是：正五品的守备月银24.2两，正四品的都司33.4两，从三品的游击52.6两，正三品的参将61.9两。[26]两相对比，湘军待遇明显优胜绿营，与一般农民收入比起来更是天壤之别。

湘军进一步优化“绩效工资”。比如，临阵杀敌一名，赏银十两；拿获战马一匹，以马充赏，如果不愿要马，将马上缴可赏银十两；抢获火药，每桶赏银五两；在攻城中负责架梯子的、推攻城锤的，都有额外的金钱和军衔奖励，以此鼓励兵勇舍生忘死、冲锋陷阵。

湘军还制定了伤亡补助金制度。比如，打仗阵亡者，赐恤银五十两，烧埋银十两；负伤慰问金分三等，一等赏银三十两，二等二十两，三等十两；但是，临阵回身，伤在背者，不赏；假冒军功者，枭首示众。

以上仅是普通兵勇的薪金，到了中高级军官更不得了。比如，陆军营官月薪五十两，每月还发给办公经费一百五十两，帮办、书记、大夫薪水及置办旗帜、号服各项费用均包括在内。哨官（相当于连长）月薪九两。水师营官月薪及办公银二百两，哨官十八两，船舱长四两八钱。马队营官月薪及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帮办月薪十六两，正哨官十八两。至于将领级别，统带3000人以上者，月薪三百九十两，5000人以上月薪五百二十两，1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

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27]王闿运指出，“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28]湘军将领个个不差钱儿。

湘军厚饷养兵的策略，的确收到了不错的成效。不仅普通兵勇工资稳定，安于训练，在物质的直接激励下勇赴战阵，而且营官将领“高薪养廉”，克扣兵勇工资事件减少，整个队伍比较团结，士气较高。更重要的是，民众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大大缓解了兵源短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