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战争的最高指导准则之一。要实现这一点，离不开高质量的情报工作。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清方对太平军的情报工作相当滞后和失败。太平军突围永安、撤离武昌都是清军事后才知道；头两年连太平军的领导人是谁都搞不清楚，常常把洪秀全、冯云山弄混，甚至认为天王不过是一个木刻小人，大概是把耶稣像当成天王了。
同时，太平军比较注意保密和反间谍活动，外人很难探听虚实。太平军高级将领阵亡后，其职务、封号往往沿用，比如萧朝贵、冯云山身亡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太平军的告谕还有此二人的落款，以致清军不知道二人到底是死是活。太平军经常派人乔装进城，等开战时把太平军旗帜插上城头，以达到壮自己威风、灭他人士气的目的。洪仁玕曾经建议在各地建立讯息网络，确保从各地送来的各类消息及时且未经修饰。洪秀全恐招清军反间，予以否决。
曾国藩坚持虚实结合，把情报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他在奏折里说：“臣自办军务以来，于侦探、文报二事，亦尝认真讲求，不敢稍涉疏忽。”[38]他要求部下，“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39]咸丰三年十二月，曾国藩在陆营中设立总提调、响导处、侦探处，派朱石樵、王珍、邹伯韩为负责人。
他主张信息系统化作战，一方面，专门去信湖南巡抚骆秉章，要求分享情报，打通湘军与地方情报系统；另一方面，通过设立烟墩、放冲天箭，或五里、十里设一报马等办法，“无论有警无警，每日与东路通信一次，则消息最捷，可互相救应矣”。[40]
曾国藩确立情报工作“须确、须勤、须速”的六字原则，要求部下亲自探查敌情。他要求曾国荃、宋国永等人，不要轻信他人情报，要亲自察看敌情。他还对兵勇探子的情报业务做出具体指导，“头次探马带七八人先走二十里，二次探马先走十里，如遇贼来，头探先行回报，二探再去看明虚实续报”。[41]
曾国藩注重军队中防奸肃谍工作。清军营中为方便士兵生活，在军营附近设置买卖街，商人可以做买卖，为太平军刺探消息提供了机会。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曾国藩要求在营盘二三里外专设买卖街，买卖人须由兵勇子弟或亲戚中相熟的人充任，不得靠近军营兜售，这样太平军混入的机会大大减少。
他居乡期间，专门写信叮嘱曾国荃，安营扎寨不宜离敌人太近，否则“奸细混入，难以查察”，要求他“多发哨探，细侦贼情”。[42]
湘军尚未过长江时，身在衡阳的曾国藩就派人到安庆、南京等地搜集情报。曾国藩甚至买下运碳的船只，用重金雇人放至下游，故意被掳去，从而让探子打入太平军内部。曾氏兄弟在围攻天京时，密购内线，设法离间，派出大量间谍进行诱降活动，并将宣传品射入城内，希望城内投机分子里应外合，只是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这里，不得不重点说一下一个人和一本书。
张德坚，字石朋，原本是湖北巡抚常大淳手下的巡捕官，武昌城破后，常氏举家自尽，张德坚结束公职生涯，化身一名“私人侦探”。他乔装混入太平军营，与太平军、难民等攀谈，口问手记，刻意搜集，写成情报册子，向很多地方大吏投递都被当作废纸。遇到曾国藩，才被重视起来。
张德坚对曾国藩说：“大帅独能办贼，必能知贼，亦必乐人知贼，聊为之献耳。”[43]曾国藩专门在营中设立情报机构——采编所，任命张德坚为总纂官，并要求他在之前情报册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情报搜集工作。
对于选拔情报人才，曾国藩有严格要求，他提出，凡探听敌情，必须选择有胆识者。采编所的成员有一些是有特殊经历的人。比如，浙江人邵彦烺是湘军中的火器专家，在与太平军的几次战役中搜集情报，就太平军武器装备与练兵阵法等做出专业分析。江苏童生程奉璜原本想学荆轲，混入太平军行刺，不过没有成功，于是潜伏做起了间谍，在太平军营中边做官边刺探情报。程奉璜逃出后，不仅提供了天京城内太平军将领的活动情况，还默写出了洪秀全的三封诏书。
张德坚采编情报的渠道主要有四个：一是采访清方官绅，其中有的人直接参与过与太平军的战斗，可以较准确地介绍太平军常用的战术及布局等；二是从太平天国统治区逃出的难民，提供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三是审问太平军俘虏，从中套取太平军的内部资料；四是缴获的太平军战利品，如咸丰四年十月，湘军水师俘获太平军燕王秦日纲的座船，秦日纲随身携带的文件资料全部被湘军获得。
咸丰五年七月，张德坚根据湘军搜集的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法律等方面的情报，编成《贼情汇纂》一书，其是当时研究分析太平天国的权威依据。该书有“伪官制”“伪军制”“伪文告”“贼粮”等十二卷，20余万字。张德坚等人编订了太平天国的官职表，并摸清了太平军高层将领的信息，编写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人的简历。另外，通过分析发现，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日趋尖锐，韦昌辉与杨秀清亦形同水火，所以预测太平天国“似不久必有吞并之事”——早在天京内讧发生一年前，他们就得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
曾国藩结合湘军的特点，制定了有效的方针和策略，为湘军集团战事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他评价自己的军事能力：“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次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44]综合来看这番评价，有几分事实，也有几分谦虚。
注释：
[1]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
[2]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九。
[3][4][5]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三。
[6]见《清实录·文宗实录》卷八十七。
[7]见《清实录·文宗实录》卷八十八。
[8]见（清）朱学勤纂《剿平粤匪方略》卷七十六。
[9][15]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
[10][11]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
[12]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一。
[13]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14]转引自盛龙运《湘军史稿》。(https://www.daowen.com)
[16][17]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三。
[18]转引自张宏杰《曾国藩传》第六章。
[19]转引自盛龙运《湘江史稿》第二章。
[20]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
[21][22]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
[23]转引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24]见（清）王闿运《湘军志·营制篇》。
[25]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26]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
[27]见《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28]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29]见（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一。
[30]见《曾文正公批牍》卷三。
[31]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四。
[32]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六。
[33][34]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致沅季弟》。陈玉成两眼下各有一痣，远远看去像长了四只眼睛，太平军中称他为“四眼狗”，并无贬义。曾国藩在此用显然是出于贬义的诬称。
[35]见（清）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七。
[36]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九。
[37]见《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
[38]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四。
[39]见《曾胡治兵语录·战守篇》。
[40]见《曾文正公批牍》卷二。
[41]见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初定营制》。
[42]见《曾国藩家书》，咸丰七年十月十六日。
[43]引自罗山《<贼情汇纂>与湘军情报机构的建立》，《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8月刊。
[44]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