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诸子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传统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资源。春秋时，诸子百家争鸣斗胜，孔孟之道是其中一脉，汉朝独尊儒术后，取得中国社会正统的思想地位，其他学说亦同时发展。

曾国藩认为，只有做到兼容并蓄、兼师并用，人才才能不断涌现。曾国藩自称“学问各途，皆涉其涯”[5]，即他在穷治儒学之外，能够择百家之长而用。他在咸丰十一年八月的日记中写道：“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6]他甚至把诸子学说当作孔子的“言外之意”，将百家之言归为一体，提出“诸子皆可师”的观点。

在为官从政的过程中，曾国藩一边贯彻儒家讲究等级、绝对服从的理念，一边又借鉴运用道家无为自化、无为而治的思想。他吸收道家中的“虚静”思想，主张看淡世俗的功名利禄，知雌雄、知进退（1857年），曾国藩居家“反省”，更是以黄老之术治疗心病，暂时“皈依”道家，寻求心灵上的自由与超脱。他曾在日记中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7]

墨家重视“力行”与“勤俭”，注重实践。他效仿禹墨，身体力行于勤俭之风，做起了“一品宰相”。李元度在《曾文正公行状》中指出，曾国藩处功名利禄之际，则师黄老退让之说；修身治家，则尚禹墨勤俭之说。另外，曾国藩还继承了墨家重于实践的科学精神，率先创办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做了实践洋务运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又认同法家“治乱世须用重典”的理念，治军以严刑峻法著称。咸丰三年二月，曾国藩创办“审案局”，立志要办“应办不办之案”，要杀“应杀不杀之人”，不讲司法程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创立了就地正法之制。湘乡即指曾国藩。曾国藩在治军时明确表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8]治理地方时，则要求州县官员推行严刑峻法，“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9]

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传统文化主张全盘接受，且能在众声喧哗中博采众长，于文化思想领域独树一面大旗。欧阳兆熊指出，曾国藩治学一生三变，其学问最初为翰林辞赋，以程朱理学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又变为申韩之术；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10]他将儒、法、道三家的优点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圆通无碍的境界。有人指出，曾国藩构筑了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从而使他成为晚清时期文化思想领域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11]

这种变革学术风气与生态的做法，关乎文学人才振兴的根本性问题。曾国藩等人之于传统文化的所作所为，既是出于文化自觉、使命追求，也是其有意为之，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