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据朱东安等人总结，湘军水师的战略作用有四个。
一是配合陆师攻占战略要地。比如，湘军水陆配合攻占田家镇，使水陆并行、横江而下变为可能。比如，围困安庆期间，太平军借助枞阳与庐州建立畅通的联系，从而获得粮饷补给；天京附近的九洑洲，是天京被围后通向长江下游的唯一出路，太平军运兵运粮、两岸往来接济都必经此处，这两处战略要地，都是在陆师配合下，由水师攻陷的。
二是直接配合陆师作战。湘军霸占制水权，给曾国藩很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即使武昌危急，也不必放松对安庆的围攻，因为他知道太平军没有水师助攻，攻城容易守城难，迟早得退出。湘军最常用的“围城打援”战术，全仰仗水师的配合，否则不可能切断补给。还有几次重要战役，水师直接参战。比如，安庆包围战中，弃垒而走的刘瑲琳原本已突围成功，却在湘军水师火炮的牵制下被鲍超部追上，进而覆灭。再比如，在李秀成救援天京的关键时刻，当与曾国荃争夺饷道就要得手时，又因湘军水师火力压制而失败。
三是阻断长江两岸的联系。比如，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时，陈玉成、李秀成相约分别在南北行进，最后在武昌会合。但因为湘军水师控制长江，陈、李二人不能及时取得联系，沟通信息，行动上难以协调。再比如，李秀成救援天京攻扑壕墙失败后，又奉命“扫北”，两次渡江都被湘军水师阻截，损失惨重，使他眼睁睁看着天京被蚕食。
四是利用水道运兵运饷。持久战，打的是纵深，是后勤补给。由于湘军取得了制水权，所以上下左右来去自如，运兵运粮统筹调度甚是便利，几乎不受任何干扰。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根据曾国藩的建议，清政府将广东、福建水师提督合署，空出的名额设立长江水师提督，统辖沿岸各镇水陆官兵，更有利于形成合力。
湘军与太平军相比，不仅水师占据绝对优势，而且马队、陆师装备同样处于上风，特别是火器配备。(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对鸟枪、劈山炮等传统火器使用比较积极，但对洋枪并不感冒。同治元年五月二十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洋物机括太灵多不耐用”，“余不甚喜此物，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弟与各将弁试用一二十次，识破其短处，当以余言为然也。”[20]
他认为，士气比武器重要，“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21]，并举例说，鲍超的部队并无洋枪洋药，但能屡当大敌；和春、张国梁在江南大营时，装备洋枪洋炮不可谓不多，仍然一败涂地。他告诫曾国荃：
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22]
曾国荃、李鸿章等却不这么认为。李鸿章到上海后，被洋枪队的先进装备所吸引、折服，对曾国藩感叹洋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23]于是，决定逐渐改变湘军旧制，“更仿夷军”。李鸿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师门（指曾国藩）如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望谆请饬下粤东厘局多为购办。效洋人步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固有余矣。[24]
曾国藩架不住亲信下属多番请求索要，只好让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洋枪机括，弟营既善收拾，又勤于擦洗，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然我军仍当以抬鸟（枪）、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25]翻看王闿运的《湘军营制》，曾国藩直属的部队冷、热兵器基本各占一半。
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洋枪风气，开自尊处与舍弟营。今各营纷纷请领，不可遏止。意欲于沪中购买五六百支，以应众将之求。”[26]事实上，由上海购入的洋枪不止这个数，仅同治二年三四月间，就有一千六百多支。此外，曾氏兄弟还通过广东大吏，甚至派人至香港购买。至同治三年，攻下天京时，湘军各部队特别是曾国荃部拥有的洋枪数量已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