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于文官，曾国藩提出选人四式：“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37]

他根据气质的不同，将文官分为两类，一类官气较多，一类乡气较多。他解释说：

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一息。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38]

寥寥数语，将眼高手低、不接地气的人和哗众取宠、自以为是的人勾勒出来。(https://www.daowen.com)

他特别重视“少大言”这一条，多次表示湘军“历来不喜用善说话之将”[39]。他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40]李鸿章刚入幕时，因历练较浅，浑身傲慢之气，好逞口舌之快，经曾国藩多番严词教训，并鼓励其他人与之辩论，使李傲气日敛。李元度文人气息颇重，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其中就有“戒浮”一项，即不要心浮气躁、侃侃而谈。李续宾“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41]，平时不说话，开口就说到点子上，受到曾国藩的欣赏。

曾国藩提出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心叮嘱也。[42]

意思是，凡事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必须亲自到现场和一线了解情况，如同胥吏亲身检验命案，亲身到乡里巡逻，也如同将领亲身巡视营垒，亲身探察敌情；办事要分外留心，做到是大是小、是粗是细、是始是终，都有条有理，分合得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儿，遇到任何问题、情况都要动手记下来，以免遗忘。要学会开口说话，该说的要说出来，善于做思想工作、沟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