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曾国藩指出，经费和选材是两大问题。

相对来说，经费的问题比较好办，公费留学花销并不大，每年预算平库银约六万两，而且根据中美《蒲安臣条约》规定，美方愿意给予中国留学生最优待遇。幼童选拔则让人头痛。

公费留学放到现在肯定是挤破头的机会，但放在当时，风险和非议都很大。那个年代，与洋人打交道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愿意出国担任大使的寥寥无几，据说倭仁听到自己被派到总理衙门任职的消息后痛哭流涕，打算通过辞职甚至自残来躲避任命。隋唐以来，中国的教育主要是围绕着科举转，为人父母者都认为通过科举混个举人、进士文凭才是有出息，出国留学是歪门邪道，加之出国路途遥远，所以一般家庭不舍得把孩子送去留学。

曾国藩派人到基层宣传招生，但进展并不顺利。最终，勉强完成招生，容闳的广东老乡占了大半，广州接触西方文化较早，风气也较开放。大多数学童来自农村，或来自经商人家，其父辈在受教育或经商当中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如邝荣光，其父在澳门工作，愿意送儿子去美国留学；唐廷枢和容闳是香港的同学，本人又从事近代工矿事业，思想开明，愿意送儿子唐国安赴美。所有幼童均为汉人，没有一个满族男孩。这一百二十名幼童的平均年龄在十二三岁，最大的二十岁。清政府与这些家庭签订“生死状”，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李鸿章在此基础上提出，候选者要聪明、懂事、有礼貌，长相要端正大方，连名字不好听的都要改。

同治十一年八月，第一批30名留学生启程赴美。但此时，曾国藩已于半年前去世，未能亲眼看到留学计划落地实行。

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计划学习十五年，到光绪七年春季回国时，已经有约50名留美学童获准升入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其他人则去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https://www.daowen.com)

在美留学生们爱惜时光，学习勤奋，表现优异，不论是寄宿家庭，还是学校师生，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为防止幼童“忘本”，清政府要求随行监督向幼童讲授四书五经、《国朝律例》，宣讲《圣谕广训》，每年重大节日还要组织幼童望阙行礼。但是，随着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受美国人的信仰、习俗影响，有些幼童开始喜欢体育运动，不再像清朝所定的士人学子安行距步，有些甚至开始剪辫子、做礼拜，这在随行监督委员看来有些离经叛道，形同忤逆，这种信息传回国内，更被保守派大肆攻击。

陈兰彬作为领队和监督，仅当这次出国是办差事，而非事业和梦想，且他缺乏担当精神，“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47]还经常在给清廷的报告中告容闳的状。继任者吴嘉善比陈兰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到任训话时，留学生未行跪拜礼，令其勃然大怒，责骂学生“目无师长”，借机建议将留学生撤回。

李鸿章指出，留美学生年幼出洋，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吴嘉善绳之过严，致使学生疏离，毫无必要，并设法从中转圜。美国前总统格兰德、作家马克·吐温等人也认为，中途撤回留学生未免可惜。但就在此时，美国发生了排华风潮，西点军校等几所学校拒绝录取中国学生，加重了李鸿章的疑心，最终他同意将留学生全部召回。

清末诗人黄遵宪曾专门写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表达惋惜之情：

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