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攻破南京城后，曾国藩贺客盈门，欢呼之声震动朝野。清廷赏赐之余，猜嫌日益加重。在坊间，一直有关于曾国藩称帝的传说。据其小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讲，曾国藩在家建一书屋，按照湖南习俗必诵上梁文，工匠竟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22]吓得曾家人一身冷汗。然而，认真分析起来，这是站不住脚的，一是主观上不想，二是客观上不能。
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基本决定了一个人的三观和行为。曾国藩是传统儒生，如果不是风云际会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他可能更愿意当个文人、学问家。他官瘾不大，视末世当大任为人生之大不幸，在家书中常作“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云云[23]。在祁门被围的危急时刻，写遗书叮嘱儿子长大不可从军，也不必做官，只可一心做学问。在攻取南京前，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给好友金可亭的信中说：
辖境太广，统军太多，责任太重，才力太绌，正不知以何日颠蹶，以何事取戾。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实自度精神不复堪此繁剧也。[24]
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不仅没让曾国藩兴奋，反而觉得烫手，基本可以断定他没有称雄称霸之心。
从客观条件看，湘军貌似强大，有三十多万人，其中曾国荃部五万人、左宗棠六万人，刘蓉在四川和陕西四万人，江忠义、席宝田在湖南三万人，刘云麟、成大吉等在湖北三万人，等等。但是真正属于曾国藩嫡系的，只有曾国荃、鲍超、彭玉麟等部六七万人。其他部分，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或许可以统一战线，如果起兵反清，很难配合，比如左宗棠，或许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至于李鸿章，此时已脱离曾国藩而独立，大概率会作壁上观。
在南京合围时，曾国藩就已经察觉到了诡异险恶的气氛。慈禧和奕䜣虽然器重曾国藩，但是头脑没有昏掉，他们将满洲贵族官文放在武昌，占据上游，监视湘军动向。另外，江宁将军富明阿、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等严阵以待，虎视眈眈，时刻防止曾国藩和湘军造反。总之，从军事实力看，曾国藩要称帝，并无胜算可言。
攻破南京前，在曾国藩与沈葆桢的争厘案中，清廷明显偏袒后者，两人都以辞职相要挟，一度闹得不可开交，让曾国藩十分难堪。攻破南京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清廷不仅对南京窖金和洪天贵福等事揪住不放，而且六部驳回曾国藩的议案增多，可谓动辄得咎，如履春冰。
事实上，清廷并不真正关心幼天王的下落，窖金更是小事，真正的用意是打草惊蛇，通过加大政治压力，逼曾国藩在匆忙起兵、杀羽自保二者中选其一，以免势力做大，形成尾大不掉、南北对峙的局面。
曾国藩熟读历史，不可能不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典故。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自己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在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说，长江三千里无一船不挂曾氏大旗，各处兵将一呼百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以求自全。在给曾国荃等诸兄弟的信中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25]
湘军胜利在望，曾国藩未雨绸缪，提前着手裁军事宜。他自行筹措五百万两，只等战事结束，就开始裁军，而且不用花朝廷经费。攻陷南京的第二个月，曾国藩即上奏请示裁军，先裁去曾国荃一半的部队，即两万五千人左右；同治四年正月至闰五月，继续裁掉三万多人；同年七月因哗饷事件又裁掉一万多人；到年底，陆师已裁掉十之七八。水师转隶为经制长江水师。
曾国荃作为攻城先锋，以为攻陷南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流露出不可一世的骄傲情绪。曾国藩告诫其弟，“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于天”。[26]为避锋芒，在弟弟反对的情况下，曾国藩替曾国荃请病假回乡休养。
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这是曾国藩功高震主、名满天下却能全身而退的关键一招。(https://www.daowen.com)
同治三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有机会进京陛见。正月二十六日，慈禧第一次召见曾国藩。慈禧一上来，不问别的，问的正是裁军的事。君臣对话如下：
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答：都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答：都撤完了。
问：撤散几多勇？
答：撤散两万多人，留有三万人。
问：何处人多？
答：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一些，但是只有几千。
问：撤得安静？
答：安静。[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