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办理天津教案交接时，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据李鸿章后来回忆说：

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18]

李鸿章捧着曾国藩的这一字锦囊，与外国人打了30多年交道。由于李鸿章所处地位之隆、掌权时间之长，一人几乎主导了整个清王朝的外交走向。所以，说曾国藩为晚清外交埋下伏线，也不为过。正如李鼎芳指出：“清季外交，系于李鸿章一人之手。而李鸿章晚年之事业，亦即以此为巨。鸿章之外交，世人恒以软弱讥之，然其能取信于外人，亦为时人所不可及。但斯二者，鸿章皆有所承受而然，则得之自曾国藩也。”[19]李鸿章自己也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20]

随着甲午海战惨败，洋务运动“自强”的目标彻底破产，只剩下“和戎”的招牌。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外交代言人和准话事人，只继承了曾国藩对外妥协的一面，而没有领会乃师委曲求全、韬光养晦的真实意图，甚至逆来顺受，一味求和，周旋于各国之间，成为签约专业户，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致使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对于李鸿章外交的功过，后世一直很有争议，相关著作甚多，论说最犀利最入骨的要属梁启超。他说：(https://www.daowen.com)

历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21]

梁启超还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欣赏他的才华，惋惜他的见识，同情他的遭遇。首先，李鸿章能够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并抓住机会爬上高位，把持权柄多年，无论如何当得起“才华”二字。其次，李鸿章身居高位，大兴洋务，游历各国，对当时世界的见识高出他人一筹，然而这并没有转化为军民的富强和外交上胜利，着实令人惋惜。再次，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中，上奉清廷之命，下受官民之讥，苦心维护大局，李鸿章曾将自己形容为“裱糊匠”：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22]

他说，大清朝好比一间破屋子，我所做的就是东补西补的工作，在风雨中勉强可以应付。如果他人想要扯破这层纸，又想不出用哪种材料修补这间破屋，终会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自省也好，狡辩也罢，李鸿章总算对自己的作为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大清朝已是行将就木，需要的是彻底的革命，而不是维新、改革。外交决策权在清廷，疆臣只有建议权，而且李鸿章、曾国藩甚至左宗棠都是既得利益阶层，根本不会也不敢刀刃向内、革自己的命，由李鸿章一人背负所有骂名是有失公允、值得同情的。但是，李鸿章对晚清的堕落、国家的绝境应负有重大责任，故今人表达同情则可，为其翻案表功则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