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好干部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德与才的关系。曾国藩认为德才不可偏重，但应以德为本、以才为用。在一篇笔记中，他专门论述“德与才”的关系：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11]
曾国藩借用北宋名臣司马光的话，把人才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德才兼备的圣人，第二等是德胜于才的君子，第三等是才胜于德的小人，第四等是德才兼无的愚人。随后，又以水与舟、根与叶来比喻德与才的关系。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有才是毒品。他认为，如果德才不能兼得，与其选择无德的小人，宁愿选择无才的愚人。
他虽力求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总体上存在重德轻才的倾向。左宗棠为此批评曾国藩“喜综核而尚庸才”[12]；曾国荃也说曾国藩“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曾国藩虚心承认自己“不免有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13]。在笔记中，曾国藩也对自己过分重“德”进行过反思：“虽有良药，苟不适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14]算是认识论上的一种自我修正。
曾国藩所说的“德”，并不是狭义上的人品道德，而是从广义上说的个人品质、生活习惯等。他在家书中说：
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15]
勤、俭说的是生活习惯，忠、刚、明说的是性格品质，恕、谦、浑（可以理解为难得糊涂、浑然一体）说的是为人处事的风格、方式。(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传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16]足见对“德”的重视。他还将“志趣”列为考察人才之“德”的重要内容，指出：“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17]
在这种导向下，曾国藩幕府尚德风气日盛，对于扭转当时的官场和军旅生态产生了正向作用。有人指出，“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18]，与晚清时期其他人才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不同，“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兵事无常者也，当先求人而后立法”。[19]从这个实际出发，曾国藩认为不能对人才吹毛求疵，求全责备：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换，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20]
意思是说，古时候有名的人才几乎集百种优点于一身，这应该是后来史书演绎渲染的，而非真实的情况。衡量人才不能过于苛刻，否则就有可能因为一点瑕疵而失去一位优秀人才。
因此，曾国藩反复告诫他人“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21]，“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22]，“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23]。退而求其次，然后慢慢培养是一种可取的人才观。
对于“才”的含义，曾国藩也有独到见解。他把“才”分为才能和学识两层，说“凡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才为辅”[24]。才能是指具体办事的能力，学识是指一个人的境界和视野。有的人虽然才气很高，但后劲明显不足，渐渐陷入“江郎才尽”的尴尬，大概是由于眼界和学识的制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