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曾国藩及他的湘军来说，处理对上关系是首要课题，毕竟清廷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前途。曾国藩自入仕至去世，经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他一直在学习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道光帝对曾国藩比较欣赏。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天语垂问及男奏对，共约六七十句。”[2]《曾国藩年谱》中也说，曾国藩“每有奏对，恒称上意”。[3]皇帝垂青，这是他早期官路畅通、连获擢升的关键因素。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位。二十岁的新帝下诏，就国家社稷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曾国藩效仿乾隆初年孙嘉淦上《三习一弊疏》的做法，铁牙直谏。
在《应诏陈言疏》中，他直陈官场弊病；在《议汰兵疏》中，他提议裁军五万，减轻财政压力；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直言百姓有三大苦（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在《平银价疏》中，对货币改革提出建议。奏奏皆是真知灼见。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又上一折《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在该疏中指出，皇上有三大流弊不可不防：一是“琐碎之风”（过分拘泥于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二是“文饰之风”（看重徒有虚名的花架子），三是“骄矜之风”（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建议）。这道奏疏的语气是提醒式的，但一条条说下来，着实让咸丰帝脸上挂不住。皇帝没等看完，就把折子扔到地上，当即要治曾国藩的罪，幸好有他人为其求情才作罢。
对于此次上疏的原因，曾国藩在家书解释说，自己是想趁着新帝登基，打打“预防针”：
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4](https://www.daowen.com)
赤胆忠心、骨鲠风格可见一斑。清朝为钳制社会思想，大兴文字狱，文人创作、臣工谏言均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生怕触发生死机关。这种背景下，曾国藩能够挺身而出，大喝一声，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学识和勇敢。他的折片广为传抄，被推到了舆论的焦点。远在湖南，官场士林更加敬佩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刘蓉评价他，“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5]一时之间，曾国藩偶露峥嵘，声名鹊起。
这种性格是把双刃剑。青年曾国藩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办事不注意方式方法，几道奏折把官场一顿猛批，仿佛“众人皆醉我独醒”，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他耿直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6]，比如琦善、赛尚阿等人，给他的仕途蒙上一层阴影。
曾国藩打破“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好人缘严重受损，同僚疏远躲避他，严重到不与他同桌吃饭的地步。这个体制，让他心灰意冷，他想当一个“逃兵”。他在家书中说：
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7]
多年之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8]
他认为，自己为破除几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体制歪风，难免做出了许多矫枉过正的举动，仁人君子应该体谅他的苦衷，而不应该各种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