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曾国藩认为人才的可塑性是很强的，人才“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80]这种引导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人格的感化至高无上。从曾国藩书信中可以看出，总离不开诚、勤、廉。

比如，他在给程尚斋的信中说：

凡办一事，必有许多艰难波折……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81]

他在给李蓉的信中说：

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志者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通，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82]

在给江绍华的禀帖上批示说：

古人云：“不尝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该员既充礼营帮办，总以“勤劳”二字自励。凡点名、看操、修墙、查街以及侦探等事，无分粗细，皆须身亲为之……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无得自暴自弃也。[83](https://www.daowen.com)

在给胡友胜的禀帖上批示说：

当时时不忘“勤廉”二字。勤则无事不治，廉则无瑕可指，二者乃居官之根本，尤行军之根本。本部堂每以此二字教各营官，果能体此而实行之，在外为好官，为好将，即在家亦不失为好人。慎之，勉之！[84]

如前所述，曾国藩、左宗棠因事绝交，不通音问。但左宗棠西征之时，曾国藩仍然在后方鼎力相助，要人给人，要饷给饷，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提供了莫大帮助。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一改往日态度，写下“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的挽联，大概是被曾国藩的宏度所感动。

薛福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李鸿章爱睡懒觉，刚去到曾国藩幕府时，不适应湘营早起的规定，于是今天借口头疼，明天借口肚子疼，总之就是不起床去吃饭。某天，曾国藩知道此事后，放下筷子板着脸说，要等幕僚全部到齐后才开饭，李鸿章听说后吓得踉踉跄跄地跑到营帐。等大家都吃完饭，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85]

从此，李鸿章慢慢改掉了爱睡懒觉的毛病。李鸿章曾回忆说：

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上，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辛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