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曾国藩对下属的“严绳”还体现在，即使亲信心腹犯错，也绝不轻易放过。最典型的是李元度。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县人，比曾国藩小十岁。咸丰三年，曾国藩出山办理团练，无实官实职，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开局异常艰难。李元度以“罗江布衣”之名向曾国藩献策，受后者赏识，多番邀请入幕。单从投入曾国藩幕府的资历算，李元度比“首席弟子”李鸿章还要早五年。李元度在曾国藩幕府中主要担任文职秘书，做事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甚得曾氏信任。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在咸丰七年，曾国藩居家反省期间，曾写信给李元度，感谢李对自己的帮助，并总结为“三不忘”。[11]第一个不忘是，“当靖港败后，婉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第二个不忘是，“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第三个不忘是，“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说的是，李元度数次阻止曾国藩自杀，而且在后者最困难的时期，募集“平江勇”担当亲兵卫队，且率领三千士兵转战赣东北，保护粮食补给路线，维持着湘军一线生机。曾国藩感激地说：“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咸丰十年八月，太平军进攻徽州。徽州在李元度治下，他主动请缨出战，曾国藩答应。为防止李元度犯下大错，临行前曾国藩当面向他交代注意事项。在八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
是日次青赴徽州，余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李元度在军事上过度自信，内心认定自己是个文武全才，要给曾国藩及其他人“露一手”。李元度一到徽州战地，就把曾国藩的叮嘱抛到九霄云外，没有第一时间安营扎寨，而是四处分兵，到处寻找太平军开战。在抚州战役中，李元度已经吃了一次大亏，这次依然故我。得到哨探的报告后，曾国藩顿感大事不妙，一边调度李续宜前去援助，一边写信质问李元度，警告他不要自以为是、轻举妄动。
为时已晚，很快徽州被太平军占领，李元度本人也不知下落。曾国藩帅营安在离徽州不远的祁门，直接暴露在太平军的兵锋之下，如果不是因为太平军缺少情报而调转枪口，曾国藩必被生擒活捉。
李元度失联，曾国藩心急如焚，“为之竟夕不寐”。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李元度至今尚无下落，必然已经殉难。他向朝廷报告徽州战役的情况，说徽州战败主要是因为“平江勇”只有两千人，而太平军有四万人，实力太过悬殊，以此为李元度开脱责任。(https://www.daowen.com)
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李元度的来信。他没有死，他跑到了浙赣边界。曾国藩历来以“不贪财、不怕死”要求军人，李元度弃城逃跑，让曾国藩感叹李“大节已亏”。而且，李元度在信中丝毫没有自责的意思，“犹多怙过饰非之辞”[12]，让曾国藩大为光火。
又过了快一个月，李元度终于回到湘营，但终究不肯认错。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13]不知怎的，李元度又在未经曾国藩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回到老家。躺平了。
事已至此，哪怕李元度是曾国藩的亲信心腹，曾国藩都不可能置之不理。他上奏朝廷，建议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为湘营树立纲常负面典型，颇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意思。
客观说，曾国藩此次参奏李元度出于公心，并无私恨，还是希望他能够认识错误，再次回到湘营。可是，偏偏节外生枝。郁郁不得志的李元度，接到了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让他带兵到浙江作战，条件很优厚：不仅免除一切处分，而且连升两级任浙江按察使。这个王有龄不简单，他属于何桂清阵营，何桂清又在作战配合、粮饷供应等方面，多次为难曾国藩，政治上形成对立。
李元度最终选择接受王有龄的邀请，这让曾国藩深感受辱，大失所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李元度的错误：
次青守徽，城未破而先遁；既败之后，又不速回大营，共支危局，乃徘徊于浙江、江西境内，经月不归；迨归至敝营，又不能束身待罪，径自回籍；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论其自立，则往年抚州一败，去年徽州再覆，既已置节义于不问；论其相与，则以中行待鄙人，而以智伯待浙帅，又尽弃交谊于不顾。公私并绝，无缘再合，内伤而已。[14]
咸丰十一年底，王有龄没有等到李元度，便战败自杀。曾国藩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参劾李元度“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15]，指责他背弃旧主，冒功请赏，建议朝廷将其一撤到底。如果说前几次参劾，属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同治元年二月这次，是曾国藩有意为之。这一次，曾国藩与李元度两人也断了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