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曾国藩重新出山，性情大变，对清廷的态度和接触方法都有了很大变化。

咸丰十年，太平军第二次踏平江南江北大营，湘军几乎成为清廷在南方战场唯一可以依仗的力量。咸丰帝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衔，任命钦差大臣，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步入新阶段。

虽然经历了三河大败、祁门之险，但湘军军事进展基本上比较顺利，曾国藩与咸丰帝再没有发生严重“冲突”。咸丰十一年七月，皇帝在热河病逝。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早年曾国藩受穆彰阿提携，获得快速升迁，等穆彰阿倒台后，朝中几乎没人替他说话。他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过早去世，也给他政治上造成严重损失。咸丰朝初期，祁隽藻、彭蕴章两位大臣，对曾国藩并无深谊。

说来奇怪，两位汉人大臣不支持曾国藩，两位满洲贵族却对曾国藩颇有好感。曾国藩后来被授总督实权，肃顺在其中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肃顺是清初八个“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济而哈朗的八世孙，咸丰朝的红人。有人提醒曾国藩应该感谢肃顺，但曾国藩刻意与肃顺保持距离。后来，慈禧、奕䜣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肃顺，在抄家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18](https://www.daowen.com)

曾国藩远离政治中心，政变发生后一度毫不知情，竟然两个月后才通过私人信件得知消息。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收到4件廷寄。清朝皇帝发布命令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上谕，比较公开；二是廷寄，较为保密。其中一件奏片赫然写着：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典刑，人心欣悦。另有一道圣旨上书：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慈禧上位初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双方关系进入蜜月期。清廷给曾国藩的诏书曾这样写道：“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览。一切现画，辄深嘉许，言听计从。”[19]凡军事、吏治甚至督抚更替等，事无不咨，言无不用，开了清政府重用汉人旷古未有之典例。

曾国藩奉行“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中庸之道，当然明白大热必死的道理。面对那拉氏如此破格的器重，他采取冷静而又明智的态度，不但没有因此骄横跋扈，而是更加谦逊退让。他多番辞受办理浙江军务，毕竟浙江是闽浙总督管辖的范围，并不在两江总督的职责范围；对于推荐封疆大吏的指示也力陈不可，称要“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树党之端”。[20]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反而博得清廷好感，要他“不当稍有避嫌之见”，以后“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进，以备采择”。[21]曾国藩暂时从政治上放下心来。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攻破南京，太平天国覆亡。清廷赏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双眼花翎，一时风光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