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曾国藩兼工各种文章体裁，其中对古文兴趣最大、用功最苦、见解最深，成就也较同时代文人高出一筹。所谓古文，也称散文，以讲理为主，形式上不过分讲究对仗、排比。
曾国藩古文作品目前存有140余篇，内容上主要以应酬、应用文字为主，其中3/5是寿序、墓志作品，其次是书序、记、赠序等；风格上主要以应用实用为主，力求通过人物的品德或者学行以及细节的雕琢使形象丰满，虽难出新意，但努力做到言之有物。
曾国藩克服古文公式化的窠臼，创作出不少佳作。如《讨粤匪檄》，词气慷慨，激扬文字，极尽伸缩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封建士人的信仰危机，在思想上促成了知识分子和绅士阶层的统一战线；《欧阳生文集序》等阐发独到的文学见解，“拨乱反正”，奠定了曾国藩的文坛地位；另有《圣哲画像记》《原才》《箴言书院记》等，将其学术理念、人才思想广为传播，终成一家之言。
他在与太平军进行军事对抗之外，着眼文学经世功能，着手对文学的引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钱基博说，曾国藩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风流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25]
古文之外，曾国藩于诗歌、书法、公文等体裁亦有深刻见解和扎实实践。
他曾编辑《十八家诗钞》，选入6599首诗歌，以识度、气势、韵味、工律之评语注于各诗之下：大概陶渊明以识度胜，鲍参军以气势胜，小谢以情韵胜，大谢以工律胜。识度、气势即为阳刚之美，韵味、工律即为阴柔之美，是学作古诗者不可不知的道理。
他本人极好诗歌，对韩诗、山谷诗尤为推崇，其诗作主要创于京官时期，内容多为闲适酬唱之作，歌以咏志，包含鲜明个人情感，且时见棱角，如“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等。[18]咸丰五年三月，郭嵩焘赴军营，曾国藩创作《会合诗》长篇，和者甚众，成为一时盛事，郭嵩焘有《会合联吟集序》记其事；咸丰六年，创作《水师得胜歌》《爱民歌》等略有“打油诗”味道的作品，力求其俗，可看出他对文学的实用态度。
对于曾国藩在诗坛的影响和贡献，钱萼荪在诗评中说，曾国藩提倡宋诗，引导清末诗坛奇葩竞放、众响争鸣。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表示，有清一代仍然有不少复古派、摹仿家，如与近代文学有极大影响之曾国藩，便是其中的一个。
至于书法，曾国藩最初将它当成应试、治学的工具，但步入中年之后，开始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来对待。他结合前人理论与自己的实践经验，概括出书法要领，悟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19]他认为，写字如修脚，必须精雕细琢，熟能生巧。他常常告诫子弟：“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月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20]这不仅是书法心得，也是提升个人修养的法宝，他认为作书之道，必须寓沉雄于静穆之中，才有其深味，作古文、古诗，以及做人、治军之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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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书法作品
至于对联，曾国藩也颇有心得，佳句频出，饱含着他对人生的思考。比如：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居守口，独居守心。
——遇事让三分，天空海阔；心田留一点，子种心耕。
——好人多从苦中来，莫图便宜；凡事皆缘忙里错，且要从容。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
至于奏折，曾国藩将它作为公文写作的主要文体，日夕揣摩，多有心得。在咸、同年间，曾国藩赢得“中兴奏章僻三手，公是湖湘第一人”的美誉。[21]古往今来众多奏折名家，曾国藩最推崇贾谊、陆贽、苏轼三人。为教授其弟奏折写作要领，他专门选编《鸣原堂论文》，收录名家奏章，对入选奏折逐段点评，以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