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咸丰八年，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进入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清方形势危急。八月十二日，曾国藩指出“论大局之轻重，则宜并力江北，以图清中原；论目前之缓急，则宜先攻景德镇，以保全湖口”。[10]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曾国藩分析作战形势时指出，要分清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根本”；“就近处数省而言，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11]以上观点都包含着曾国藩对全局的统筹考虑。

清廷罔顾全局发展形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眼里只顾盯着天京，江南江北大营建了被破，重建又被破，不仅丝毫没有动摇太平天国，反而使其他各省形势陷入被动。曾国藩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失误，在咸丰九年十月给清廷的奏折中，他这样说：

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翦除枝叶，并捣老巢。今之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等之由浙而闽、而江、而湖南、而广西，流贼之象也。宫、张诸捻之股数众多，分合无定，亦流贼之象也。[12]

所谓“窃号之贼”，是指建立了政权和根据地的造反者；所谓“流贼”，是指没有稳定的根据地，流动作战打游击的造反者。自从太平天国内讧之后，元气大伤，陈玉成往来江北，与捻军联合，多次在庐州、浦口、三河等处击败清军，天京的粮饷才不致断绝。曾国藩认为，与太平军作战不能操之过急、一步到位，而应该先取安庆，然后再取滁州、和州，断绝南京的粮道，破其屏障，再集中优势力量图取根本，一招制敌。

曾国藩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战火引向安庆城，陈玉成被死死地拖住，迫使双方提前进行战略决战。安庆被围期间，陈玉成没有等来援军，兵力逐渐消磨殆尽，多次苦战失利，只好退守庐州。安庆一役缓解了清方其他战场的压力，湘军从战略僵持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即使皇帝发诏勤王也遭曾国藩“婉拒”，除了他的“私心”，一定程度上也可见他的战略定力。(https://www.daowen.com)

就在咸丰帝去世的前一个月，湘军攻陷安庆。随后曾国藩打出“组合拳”，保荐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巩固上游，又分别向上海、浙江派出李鸿章、左宗棠两支奇兵作为牵制和配合，对南京形成合围之势。

曾国藩占据长江控制权的优势，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先后攻克几座沿江重镇，一步步地翦除南京的枝叶，最后顺藤摸瓜、直捣黄龙，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反观太平天国一方，战略思想则较不清晰明确，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兵力四处分散，失败的北伐损失精锐两万多人；天京内讧后，石达开负气出走，在崇山峻岭中四处流窜，于同治二年（1863年）兵败大渡河，被四川总督骆秉章诱杀；西北太平军一支远离主战场，对战局帮助有限。

战事后期，主要将领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缺乏足够的战略定力，每每在关键节点“掉链子”，把大好的形势拱手让人，逐渐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一直到太平天国覆亡，这种被动态势都没能彻底改变。

曾国藩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13]他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根据各方形势制定战略计划，调度用兵，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战役中失利，但战略态势上却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而太平军虽然在某个阶段风生水起，但在整体战略态势中却慢慢处于劣势，最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