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洪秀全比曾国藩小三岁，是个屡试不中的落魄文人。他对于宗教革命和种族革命热情积极，对社会革命则甚消极，对于孔孟之道的传统文化更是主张消灭之。
太平军所到之处，必毁孔庙、神像、寺院，文物古迹一概打砸破坏，或者干脆付之一炬。据记载，镇江甘露寺、苏州寒山寺、南京大报恩寺等名寺古刹均在此时被毁，甘露寺仅存天王殿、长廊及石头帆楼，寒山寺虎丘唯剩一塔，其他荡然无存。洪秀全兴建天王府，将南京古建筑几乎拆光，明代故宫仅剩一门。
太平军把儒家典籍视为“妖”书，“或抛撒一空，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38]，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有两阁荡然无存、一阁损失多半。太平军明令禁止收藏买卖释、道、儒三家经籍，规定“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39]，这种做法引起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阶层极大反感，被斥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残暴。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臣父子的儒家观念，就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成为第二天性。太平军越是崇拜上帝，越是批判孔孟，就越容易让士绅阶层远离太平军，这是给湘军和清政府的“神助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太平天国如果只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40]毛泽东曾在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说，他们的斗争手段错了，“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41]
《讨粤匪檄》这道宣传鼓动性极强的檄文一出，曾国藩立刻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民心、改变了形势，特别是赢得了不少地主、士族、知识分子的支持。
士绅阶层介于官民之间，是古代中国基层的中心势力，即使没有官职的士绅，其社会地位等同于知县。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地方官能否与士绅阶层密切合作。在笼络士绅方面，曾国藩有自己的心得：
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出力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禀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混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化矣！[42](https://www.daowen.com)
同治三年（1863年），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立即着手修复江南贡院，重启科举，也是鼓舞群士、笼络人心的一部分。原本士绅阶层以“吃瓜群众”的心态，看待清政府与太平军之间的斗争，但经曾国藩一番“说教”，忽然明白过来，他们早已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部分，相对于“不伦不类”的洪秀全，“敬奉孔孟”的曾国藩似乎更能得到他们的认同。
曾国藩善用士绅，士绅也乐为所用，湘军事业成功一部分要归功于士绅阶层的帮助。比如，咸丰十一年秋，浙江诸暨包村士绅包立身发动有名的“包村之战”，带领全村抵抗太平天国占领军，牵扯太平军十余万众，给浙江战局带来极大影响。
为了增强军队凝聚力，以子弟亲情感化百姓，曾国藩通过树立典型，传扬湘军事迹。为此，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六月，在行营专门设立忠义局，派专人采访战亡兵将事迹，或者由地方官汇报，或者由兵将家属亲邻直接报告，然后汇总上报。直到曾国藩去世的前一年，即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共上奏采访忠义45案。
曾国藩令人在地方建立祠堂，壮烈牺牲的会建立专祠，以“忠魂”的物化依托来培塑风化，扶持名教。比如，周天受、周天培、周天孚兄弟三人先后战亡，曾国藩在四川本籍建立三人祠宇。曾国藩经常亲手题记，较有名的是《湘乡昭忠祠记》[43]，指出：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郭嵩焘的《胡文忠公神道碑铭》《罗忠节公墓志铭》等，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此外，曾国藩创作了一首《解散歌》[44]，列明“八不杀”，以瓦解太平军军心：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曾国藩把与太平军的斗争，由政治和军事层面，上升到信仰和价值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