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十六计之第三十计：反客为主。
曾国藩坚持主客之道：“用兵深以主客二字为重，扎营则以营盘为重，扑者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战地者为客。”[32]守城的人是主，攻城的是客。太平军善守城，往往以逸待劳，湘军讨不到好处。
为此，曾国藩较多采用围城与打援的策略，这也应了《孙子兵法》那句话：“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在军队数量规模的对比上，湘军处于下风，损失最惨重的几次败仗，人数少是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三河镇战役，李续宾率六千余人孤军深入安徽，直扑庐州，结果被陈玉成的十万大军包了“饺子”。
所以，曾国藩强调切忌分兵，要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对手。湘军最常用的是围城战术，而且一围就是一两年。这被曾国藩自己称为“打呆仗”。
长壕开始只是防守的手段，自咸丰六年后，曾国藩将其作为进攻的武器。湘军每次攻打一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较少强攻，而是稳扎稳打，挖筑壕沟，祭出“铁桶阵”。湘军挖的是双层壕沟，内壕的作用是围攻安庆，让里边的出不去；外壕的作用是抵抗增援的太平军，让外边的进不来。湘军居于两壕的中间，如同一条巨蟒死死地缠住自己的猎物。长期围城把战事拖成了持久战、消耗战，太平军补给不足，常常不战自溃、不攻自破。
与湘军针锋相对，太平军擅长“围魏救赵”。
咸丰十年春，太平军佯攻湖州和杭州，引诱清军赴援，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迅即踏平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肘腋之患。连曾国藩都承认“此乃贼之杰作”，十分佩服。
次年初，为解除安庆之危，太平军故技重施，派兵深入华中腹地，气势汹汹地进攻江西、湖北，目标直取武汉。但是，曾国藩死死咬住安庆不放，并给前线的曾国荃多次写信，要求他务必死守阵地，等待鲍超渡江增援。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对太平军的战术进行了分析，指出对手是在玩儿声东击西的老套路，并形象地称之为“抄作文”：(https://www.daowen.com)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33]
他对曾国荃说：“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等狗逆（指陈玉成）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34]他断言，太平军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武汉失去了很快就会夺回来，安庆解围了整个战局就被动了。于是，他下决心不退安庆围师。
曾国荃最擅长围城，太平军送绰号“曾铁桶”。
湘军把双层壕墙视为湘军战术的关键。任凭陈玉成分兵十路来援，一轮轮的攻势仍然跨不过深壕。陈玉成在安庆之战中的最大失误，就是低估了双层壕墙的威力，“围魏救赵”之计执行得并不彻底。
与以往围城为主、打援为辅的战术不同，在安庆之战中，湘军重点开始转移到打援上来，主要目的是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胡林翼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杀贼为上策，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35]曾国藩将湘军一分为三，分工协作：曾国荃一支负责围城，多隆阿、李续宜两支负责打援。包括从天京来援的洪仁玕、林绍璋部，从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和捻军，从庐江来援的吴如孝部，都在挂车河、练潭一带遭到了湘军多隆阿等部的狙击，无法与陈玉成会合。
当时，有外国船商为了在乱局中钻营渔利，不顾清军的阻挠，想方设法向城中太平军高价兜售粮物。对此，曾国藩不得不请英国驻华外交官出面，让他采取措施制止外国船商的“资敌”行为，并且愿意出高价收购原本打算出售给太平军的米粮物资。
重重围困之下，安庆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一年多之后终告失守。
这一战术中，长壕和水师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国藩说：“武汉之围、九江之围、瑞州之围、吉安之围，其要在长壕，其妙亦在水师。”[36]
湘军还把地道作为攻城的利器。攻破南京后，曾国藩总结胜利原因：一是外围炮火极多，猛攻极久，掩护打得好；二是工程班很能干，挖洞极速，仅五日而成功；三是湘军五万人精诚团结，并力用命。[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