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种转移，首先体现在军权上。

清政府推行兵皆世业、将皆调补的军事体制。钱归户部，权操兵部，兵为朝廷之兵，将为朝廷之将。将领平时各住其府，有事授以兵符，事过交符回府；士兵平时分驻各地，有事临时抽调，事过则各回营地。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募兵制替代了世兵制，实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饷由帅筹、兵归将有”的建军原则，军队内部层层效忠，“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40]，俨然变为半私人化的军队，逐渐摆脱了清廷的直接控制。有一次，康有为问兵部尚书徐寿衡全国兵数有多少，徐回答说：“兵部惟知绿营兵数，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知？”[41]

脱胎于湘军的淮军，军中一切事宜唯李鸿章马首是瞻，他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发展壮大，兵将“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八国联军侵华时，袁世凯按兵不动，得以保存实力，主宰了清王朝的命运。

缘于湘军的这种组织原则，哥老会在湘军中渗透泛滥，一为打仗时互相救援，二为出营后可周衣食。太平军被镇压后，大部分湘军被遣散，哥老会广泛地蔓延于社会，在各地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起事活动。至20世纪初，湖南哥老会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联络、发动和利用，著名的华兴会长沙起义、马福益起义活动和萍浏醴大起义，就是以哥老会会众为基本力量的。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中，哥老会同样起了关键作用，成为埋葬清王朝的“掘墓人”。

其次，体现在政权上。

中央集权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的突出特色，核心是皇权集中。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体系上，通过在地方设置总督（侧重军事）和巡抚（侧重民政），再通过对督抚严密驾驭，实现中央对省、州、厅、县的有效控制；同时，在省级设布政使、按察使，分别负责一省的财政、民政和司法工作，直接向户部、刑部负责；武臣设有提督，受总督管辖，还在重点城市设置驻防将军，直接对皇帝和兵部负责。这样一来，一省之中的兵权和行政权、财权分别由几个互不统属的官员掌握，领兵的只管领兵，发饷的只管发饷，谁也不能总揽大权，拥兵自立。另外，中央都察院的都察御史各有分区，随时监察所有地方官员。因此，清代的地方行政是一种精巧的制衡系统，其设计让中央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https://www.daowen.com)

这种严密坚固的权力架构，在鸦片战争后开始松动，太平军起事后逐渐瓦解。书生统兵，由掌握兵权进而掌握地方实权，湘军将领陆续补授地方实缺，形成军政合一的局面。据统计，咸丰十年夏至同治三年夏，湘军集团先后有二十三人担任督抚。其中同治三年夏同时为总督者为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毛鸿宾、骆秉章、杨载福等六人，为巡抚者更多达八人。当时东北、青海、新疆、西藏未设省，全国只有十八省，而湘军集团竟占去十三个省，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42]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与满洲贵族为主导的清廷，已经形成双峰对峙，甚至有凌驾而上之势。

地方督抚由此拥有兵权、财权、人事行政权，用督抚专权消解了部分中央集权，权归中央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曾国藩还算知道急流勇退，到了李鸿章已然贪权恋栈，再到袁世凯则是恨不得自己当皇帝了。

再次，体现在财权上。

太平天国运动前，各省财政由布政使掌管，布政使直属户部，故各省每年财政收入须上报中央，听候调拨。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用兵日久，厘金、地丁、关税、盐课等经常截留充军，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各省敢于扣留中央政府税收，甚至干脆直接铸造货币。1908年溥仪上台时，财权已经不在中央控制范围了。

最后，体现在人事权上。

清代定制，三品以上文武大员的任命，先由军机处在记名人员中初选，差额呈进，最后由皇帝朱笔圈定。三品以下官员缺额则一分为二，文官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任命，武官分别由皇帝、兵部、总督、提督任命，各有定额，不得侵混。然而，自湘军用兵以来，督抚话语权大增，在人事推荐任免上，清廷不得不参考他们的意见。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不仅其属下任免听取其意见，甚至辖区之外的督抚任命考察，清廷都请他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