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任何领导者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下属的发展空间问题。湘军初创时期，王錱曾想脱离曾国藩“单飞”，被后者一顿“修理”。等到湘军发展壮大后，曾国藩变得“大度”了许多，鼓励下属自立门户、自辟乾坤。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鸿章。

咸丰十一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江战场推进迅速，上海士绅人心惶惶，派人到安庆向曾国藩乞援。上海滩，十里洋场，商利富集，是难得的饷源基地。曾国藩先是安排胞弟曾国荃前去救援，但曾国荃围困南京数年，不甘放弃唾手可得的猎物。李鸿章抓住机会，毛遂自荐。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36]最终，为了事业发展，也为了李鸿章个人发展，曾国藩欣然同意。

曾国藩向清廷推荐称，李鸿章精力过人，“劲气内敛，才大心细”[37]，如果将他擢署江苏巡抚，必定能大展宏图，保卫一方。

曾国藩对李鸿章扶上马、送一程。李鸿章为上海行，募得数千淮勇。曾国藩亲自为他制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可以说将湘营制度套用到淮军上。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曾国藩亲临祝贺，并答应李鸿章“请兵”的要求，在湘军里挑选精兵强将，以及自己最善战的两营亲兵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归其节制，成为新组建的淮军的绝对主力。此后李鸿章事业隆隆直上，也为湘军集团开辟了稳固的势力范围。

曾国藩多次强调，干大事业要多选替手，李鸿章就是他着意培养的替手、接班人。许倬云曾就曾国藩的这一优点指出，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会恋栈，不会认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不懂培训接班人的领袖，通常他的事业及身而止，也留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因为没有人晓得如何收拾，也没有人晓得如何继续。[38]

曾国藩甘做人梯，大胆重用与鼓励下属独立发展，湘军集团前前后后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余位，这不仅没有损耗曾国藩的权威，反而为他换来了更大的声望和尊重。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开明、高明之处。相反，有些人在管人用人上，武大郎开店，生怕下属高过自己一头，最终使事业局面越做越小了。(https://www.daowen.com)

随着湘军集团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地方政权亟须的人才数量也越来越多。虽经曾国藩多方搜罗与培养，其幕府人才库依然不敷其用。尽管如此，吏部经常对曾国藩的用人建议方案不予通过。为此，曾国藩没少打嘴上官司，说服清廷和吏部同意其破格用人。

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安徽用兵十几年，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全省实缺官员仅有知府二人、州县二人，候补者寥寥无几，地方用人捉襟见肘。曾国藩为补缺，向吏部推荐20人，但只获批准5人。曾国藩委婉地批评此举实为“拘泥旧章”，建议非常时期要用非常办法，破格录用以资鼓励。

经曾国藩争取，清廷同意其奏请，批准今后“照此办理”。曾国藩借此机会，将一大批新入仕途的、未染习气的官员提拔到重要岗位，为官场注入新鲜血液。

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事业岗位需要，二是作为激励干部、壮大队伍的手段。曾国藩必须鼓励部将出去独立发展，否则根本无法纾解人才拥挤的状况。人才库失去了流动性，事业也就失去了活力。

曾国藩提拔重用干部力度大，幕僚四百余人大多受过他的举荐，有的还不止一次得到举荐。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员则难以计数。曾国藩所保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封建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纵观古今中外，大凡胸怀大志、目光长远的人，无不以大度为怀，置区区小事于不顾；相反，鼠目寸光、片言只语也耿耿于怀的，终究成不了大事业。在选人用人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