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些书籍“除供宁、沪两学堂使用外，一律发售，以广流传”。[36]它们的引进和出版，为近代中国人了解和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37]他经常到一线视察生产情况，这给身边的洋务人才给予了莫大鼓励。比如，同治二年二月检查“龚之棠所造枪炮”，八月“至火药局观新造之牛碾”，九月“至内军械所观所为火机”。[38]同治六年，容闳为他“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法，文正见之大乐”。[39]曾国藩得到冯竹如从广东为他买来的千里镜（望远镜），站在楼上向远方试看，半里以外的物体近在眼前，惊呼铜铁、树木一经洋人琢磨成器，便精曜夺目。同治六年三月九日，他在北京的湖南会馆，看到一台由方子恺制作的地球仪（其日记中称为“大地球”），于是想方设法也在家里置办了一台，供儿孙们观摩学习，开阔视野。在开办翻译馆期间，曾国藩经常向徐寿等人请教科技知识，还在百忙之中亲自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

曾国藩说：“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40]他对译书成效非常满意：“今上海局中所翻诸书，颇能窥洋学之奥密。若勤求不已，将来创立新法，别出绝技，亦属意中之事。”[41](https://www.daowen.com)

以上译著的出版，为在中国传播近代科技、启迪培养近代科技人才发挥了极大推动作用。比如，徐寿翻译的《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等书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学的基础；华蘅芳译制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决疑数学》等介绍了代数、微积分、概率论知识，加上李善兰的数学译著，为近代数学打下了基础；由李善兰翻译、徐建寅续补的《谈天》，介绍了哥白尼、牛顿等人的天文学研究成果；《西药大成》等书则介绍了近代西医原理；《重学》原作者是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翻译的专门论述力学的著作，也是当时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等等。

有论者指出，翻译馆的设立与译制作品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曾国藩实际上成为近代中国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开山者。[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