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比周边邻邦发达，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中心。到了1760年代，西方进入工业革命，18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大致相当于从乾隆后期至道光后期，是西方渐强、东方渐弱的转换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骄妄自大、高高在上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踏破，开始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掀开了中国屈辱与多难的近代史。此时，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编写《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情、世界历史和地理等，探求御侮强国之道。

可惜，以上这些只是停留在理论、设想、向往的层面。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体制内并未真正认识到、也不愿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有讲求西学者，动辄被斥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另一方面，他们并非身居高位，曲高和寡，对统治者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林则徐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很感兴趣，采购200门大炮加强广州防务，还命人翻译西方枪炮手册，但因为政治的原因，没有公开鼓吹仿造西方武器。他虽然在虎门销烟时威震八方，但很快就被降职、革职，在发往新疆的路上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千古名句；四年后，他才重新被启用。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态度鲜明地提出，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但他始终是人微言轻。他大半辈子都在忙于科举、著述，虽比曾国藩年长17岁，却比曾国藩晚6年中进士，政治影响力不大。徐继畲生不逢时，《瀛环志略》并不受人重视，待洋务运动兴起之后，赋闲十余年的他才被重新启用，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

第一个将洋务理论付诸实践，且在技术运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是曾国藩。

曾国藩考入翰林院的第二年，鸦片战争爆发。初入仕途的曾国藩，同大多数清朝士大夫阶层一样，“华夷之辨”的思想严重，日记中频称列强为“禽兽”“犬羊”，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迷梦。曾国藩曾从郭嵩焘那里听说《瀛环志略》中介绍外国的情况，颇不以为然，认为徐继畲“张大英夷”，灭自己威风。当时的社会氛围就是如此。民国学者王德亮指出：“清自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普通，国势危急。而其时风气闭塞，顽固守旧充满国中，以不谈洋务为高。即有倡议改革者，亦为群议所阻，畏难不前。”[2](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转折点。这次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彻底粉碎了封建士大夫的一切虚妄，曾国藩发出“大局已坏，令人心灰”的悲鸣。同样还是那本《瀛环志略》，曾国藩之前嗤之以鼻，如今视若珍宝，不仅自己通读数遍，还推荐给好友阅读，从中启迪洋务的智慧。

古人云，知耻而后勇。正是由于受到这种强烈的刺激，朝野上下顿时出现了“无人不为自强之言”的景象，位居中枢的奕䜣等人说：“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儒家本身就是一门入世的哲学，曾国藩树立“匡时救世”的信念，追求学问服务于政治，故对自强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他在给彭玉麟的信中说：

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日。[4]

曾国藩在战争中认识到“器不如人”“技不如人”是清政府战败的重要原因，要想中兴大清，再现康乾盛世，必须向西方学习。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在晚清政坛拥有很大话语权，“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5]，这为他领办洋务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许多握有实权且思想开明的洋务派官员都出身于曾国藩幕府，他们思想统一，行动一致，遥相呼应，为洋务运动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基础。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在欧风美雨逐渐东来的大背景下，曾国藩等湘军人士对洋务的认识不是最早的、最深刻的，却是行动最快、最有效的，实质上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发轫者和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