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一番组织创新，湘军建成，并在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军，也产生了不少出乎意料的结果，或者“后遗症”。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事实上，明王朝亡于农民起义、天灾、瘟疫而非满洲八旗。面对数倍于己的汉人，满洲贵族心虚、敏感、自卑，对权力分配十分吝啬。他们推行“以汉制汉”政策。清初，收编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汉族降人，建立汉军八旗；招降吴三桂等人建立绿营；吸纳洪承畴等人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达到控制汉人社会的目的。

随着政权稳固，汉人被有条件地纳入治理系统。一方面，继承科举制度，让汉族士人有一条上升的渠道，并吸收乡绅参加各级政权，分而治之；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时时处处提防汉人。比如，清朝六部设置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两人，但遇到重要事项一般都是满人说了算，实权不会让汉人染指。梁启超评价，“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35]当时，一位满族大臣说，“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奴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吾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36]这是大多数满洲贵族比较真实的内心写照。

汉臣被歧视是家常便饭，甚至搞出流血事件。乾隆时期，总督张元锡因被旗员麻勒吉呵辱而自杀，但被家人救起。清廷给予麻勒吉革职处分，而后不知怎么，又改为降级留任，张元锡愤而再次自杀，终于一命呜呼。道光时期，军机大臣王鼎为重新起用林则徐，与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屡争不胜，愤而自杀。咸丰四年（1854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在旗员巡抚崇纶的一再上告、逼迫下，带领少数兵力，仓促出战黄州（今黄冈），最终战败而死。(https://www.daowen.com)

然而，随着满洲政权垂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必须重用汉人了。文庆、肃顺是其中的代表。文庆说：“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间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37]肃顺说：“满族将帅腐不可靠，必须重用汉臣不可。”[38]甚至有的满洲贵族说：“若非湘淮军，我们今日不知死所耶！”[39]

至咸丰后期、同治上台，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廷对曾国藩等人的要求从充耳不闻、谨慎回应，变为有奏必准、予取予求，汉人得以走进权力舞台的中央。在太平军起事的道光末年，清朝有总督10人，旗人占4人、汉人占6人，至太平天国覆亡的同治三年（1864年），全国旗人总督只有2人。曾国藩两任两江总督，还担任过直隶总督。左宗棠、钱应傅后来做到了军机大臣。李鸿章更是“独掌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清廷对其分外倚重。

梁启超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满汉权力消长的最初关头。范文澜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大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大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变化，从此满汉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