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迨至晚清，政坛因循怠玩，明哲保身之道盛行。最典型的例子是曹振镛。他作为历经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老臣，年届八十岁退休，为官生涯五十二年，官至首席军机大臣。门生问他做官的秘诀，他“精辟”地总结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风气泄沓浮滑至此。时人有赋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囊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列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27]
在《应诏陈言疏》[28]中，曾国藩直陈官场弊病：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
在地方，官僚体系老气横秋，日益沉沦，尸位素餐、不担当不作为的衙门习气十分严重。曾国藩在奏折中形象地指出：
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抑司，司抑府，府抑州县之类。一经转行，即算办毕。但求出门，不求了事是也。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则愈松，担迟不担错者是也……上下相容，疲玩已甚。[29]
另外，还有部分官员长年累月不上班、吃空饷，同僚之间都互不认识。为此，曾国藩专门制定考勤纪律，命令官员必须每天亲临衙门、亲办公事。同治七年（1868年），徐州知府郜云鹄因办事拖延、玩忽职守，被曾国藩撤职，留省察看，在两江官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效果。
曾国藩在亲手制定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中，专门为州县官员量身定做了四条诫令，强调“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遵照执行：[30]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https://www.daowen.com)
上文说的是官员对亲戚、家丁等身边亲近的人，要严格要求。这要从自身做起，钱财进项支出都公开透明，没有不可对人说的，他人也不敢随便造次；文书案牍，亲自办理检查，承办的人就不敢营私舞弊。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又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速，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他以管子、荀子、诸葛亮等人为例，指出刑事司法很重要，就像除杂草、爱禾苗，惩奸恶、安良民。否则，就是糊涂、懒惰，放纵奸恶、贻害善良。
三曰重农事以厚生。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唯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纾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上文说的是连年战争，农民最苦。农民不耕田，就没有粮食。军队无粮，容易扰民；百姓无粮，容易参加“叛军”。州县官员必须以重农为本，少征税赋，减轻徭役，并帮助农民开展生产。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唯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曾国藩指出，近来州县官员花钱大手大脚，府中支绌，要厉行节用。首当其冲的是要裁人，如官亲、幕友、官厨等，少一双筷子，就宽一分财力。此外，衣食住行都要节俭，既不贡献给上司，也不中饱私囊。“三公”支出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曾国藩将以上教训刻印成册，发给州县官员人手一份，作为不贪财、不忘本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