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督直之初,曾国藩表示自己要在直隶办三件“大政”,初整饬吏治外,还有练兵、治河。这三者看似独立,实质上是有内在联系的。

直隶虽为京畿重地,但绿营兵早已腐败不堪大用,在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起义者的战事中,一直处于下风。为移植湘军经验,同治二年,清廷安排湘系人物刘长佑担任直隶总督,负责编练军队,希望振兴武备,重现绿营昔日荣光。不过,刘长佑的努力收效甚微,冒名顶替者几乎占了士兵的一半。

曾国藩将湘军的经验套用到直隶练兵实践上来。比如,仿照湘军制度,制定数条规章;实行事权专一的领导体制;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官,哨官挑选兵丁;实行马步分队,步队500人一营,马队250人一营,仿照湘军实行私马制,以使兵丁爱惜马匹,等等。曾国藩建议将各省精兵良将调来直隶,以达到用南人战将训练精锐之师的目的,并通知上海机器局为直隶军队赶制洋枪2000支。由于赴天津办理教案,曾国藩对该项投入精力并不多,许多做法被后任总督李鸿章继承,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缘于生态环境恶化,直隶多条河道淤积严重,水灾频仍。比如,永定河连续发生大的决口,多县被淹。曾国藩视察该河时指出,其“南北两堤高于堤外之民田一丈二丈不等,高于堤内之河身不过二三尺,且有河身与堤相平者”。[5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清廷缩减修河经费外,河务官员贪污渎职、中饱私囊也是重要原因。曾国藩决定从整顿吏治入手,在对下属的批示中宣誓说:“本部堂思革积习,必当痛切惩创一番,勿谓言之不豫也。”[52]他要求,整治河道要择贤者而用,“其吸烟、宴起、嗜利、偷惰者不必委用。如因未得派工之故,怀疑怨望、造言误工者,立即具禀密参。其业经派工之厅汛员弁,如有不认真经理,习常蹈故、草减偷安者,该道等亦据实密禀揭参,本阁部堂立为专折参奏,不准留任留工”。[53]在他的督促下,永定河堵口修堤工程完工,河道“拍岸畅流,直注下口,毫无阻滞”,[54]得到了暂时的稳定。

同治八年,直隶全省遭遇严重旱灾,庄稼“高不过二三寸”,按往年的节气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候,但粮食还未抽穗。曾国藩坚持救灾与治吏并重,督促地方官亲上前线抗灾,并查处大发灾难财的官吏、奸商,并争取上级赈灾款,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总之,曾国藩督直期间,治吏贯穿始终,特别是其多次查明属员优劣,实行考绩方法,分别嘉勉降革,以肃吏治。薛福成评价说:“曾国藩生平未堂皇专讲吏事,然其培养元气,转移积习,则专精吏治者所不逮也。”[55]

注释:

[1]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2][30]见《曾文正公杂著》卷三。

[3]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4]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5]见《曾文正公批牍》卷六。

[6]见易宗夔《新世说》之《曾涤生驻军安庆时》。

[7][28]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8]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

[9]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

[10]见《曾文正公批牍》卷二。

[11]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六。

[12]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

[13]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

[14]转引自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3》第五章。

[15]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

[16]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

[17]见(清)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卷四。

[18]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https://www.daowen.com)

[19]见《曾国藩日记》,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0]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21]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

[22]见《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23]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24]见《曾文正公杂著》卷二。

[25]转引自蒋星德《曾国藩传》第九章。

[26][32][35]见《曾文正公批牍》卷五。

[27]见(清)朱克敬《暝庵二识》卷二。

[29][46][47]见《曾文正公杂著》卷四。

[31]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

[33]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正月旦日。

[34]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

[36]见《曾国藩日记》,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37]见《曾国藩家书》,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

[38]见(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十七日。

[39][40][41][44]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七。

[42]见(清)曾国藩《无慢室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初五日。

[43][49][50]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九。

[45][51][54]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八。

[46]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

[52][53]见《曾文正公批牍》卷四。

[55]转引自蒋星德《曾国藩传》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