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兵不练或练之不精，等于无兵。

在长沙时，曾国藩曾花心血训练过三营湘勇，其在屡次征战中表现出较强的纪律性和战斗力。据说曾国藩在大雨中训话，老湘勇岿然不动，与后来招募的“未经一日训练”的新勇表现迥异。新募湘勇在援助江西的战役中很不得力，让曾国藩懊悔不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他坚信“不练之兵断不可用”。[2]

对于训练的必要性，曾国藩在给他人的批牍中曾经做过专门的阐述，指出入伍的乡勇本身素质堪忧，无事时磨洋工，战斗时逃跑快，都是缺乏训练的缘故，必须痛加整治：

惟乡勇不难于招募，而难于训练。乡勇孱民，怯于抽丁，惮于战斗，故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在官既久，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尤宜时时训练，未收其利，亦且先去其害。练则武艺稍熟，不使见贼奔溃；训则去讹诈之风，惩骚扰之习。不可不痛加整治。[3](https://www.daowen.com)

刚成立湘军时，面对咸丰帝的多封催战的圣旨，曾国藩仍然不敢轻易出战，磨磨唧唧一年后才正式投入战场。即使是这样，在靖港战役中仍然大面积溃败，曾国藩持剑督战，在阵前插下军旗，传令过旗者杀无赦，但丝毫没起作用，手下湘勇纷纷越过红线向后方逃窜。战后，曾国藩大幅裁减湘勇，重新招募。被裁的就包括他的弟弟曾国葆。

说巧不巧，只要曾国藩亲自带队出战，就吃败仗，他自己偏偏不信，“三月攻徽，又试往一次，果又验矣”[4]，只好承认自己是“教练之才”，而不是“战阵之才”。[5]事实上，他的确在训练方面有两把刷子。

曾国藩把“训练”一分为二，“训”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练”是战阵、战术、实战技能方面的操练。他甚至认为“练者其名，训者其实”[6]，致力于打造一支有信仰的队伍。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笔记《讲堂录》中说，中国历史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如诸葛亮、左宗棠；一种是传教之人，如孔孟、王阳明；一种是办事兼传教之人，如范仲淹、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