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曾国藩办理保案，主要有汇保、密保、特保三种。

汇保即汇总奏保，是最常用的奏保方式，仅能保任府县基层官员，或候补、候选、记名等。因其愈来愈滥，所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汇保实际上演变为一种表彰表扬，与任实职相距甚远。

如果要得到实职，除非密保不可。某次，曾国藩为褒奖东征局筹饷有功，一张保单就列了四百九十多人，几乎雨露均沾。而对恽世临等主要人物，则以密保的方式另行请奖，终以率先获得实职，步步高升。

特保即特别奏保，主要用于破格提拔。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江南战事激烈，领导干部需求缺口较大，清廷特令曾国藩举荐良才贤将，以备简用。曾国藩于是将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一一推出，进入封疆大员的后备梯队。这三人要么是道员，要么是四品京堂候补，但清廷根据曾国藩的奏保，将三人分别任命为浙江、江西、江苏三省巡抚，仕途自此一飞冲天。

再比如，容闳。作为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同治二年十月，他受曾国藩委派前往美国采购机器，历时两年，不负所托，采购机器一百余种，为创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贡献巨大。曾国藩特为容闳专折请奖：“查该员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劝。”[30]据容闳本人回忆说，他本是毫无官职之人，被破格担任五品实缺，可见“中国官场之惯例，专奏之效力极大”。[31]

曾国藩认为，破格提拔毕竟是非常规的用人方式，不能经常使用，以往任用干部的某些惯例也有其合理之处。在给他人的信中说：“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在上者亦不能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须投资按序，各循常调。”[32](https://www.daowen.com)

相对于汇保泛滥，曾国藩在密保、特保时慎之又慎。同治五年，曾国藩在奏折中说：

臣向办军营汇保之案，稍失之宽。至于密保人员则慎之又慎，不敢妄加一语。上年奏片中，称“祝垲在豫士心归附，气韵沉雄，才具深稳，能济时艰”，虽不敢信为定评，要可考验于数年数十年之后。[33]

足见曾国藩对密保、特保是十分慎重的，也是十分自信的。

当然，不是每次奏保都落得皆大欢喜的结局。咸丰四年，曾国藩办理保案时，将左宗棠挂名荐章，保为知府之类的官职。不料，消息刚一传出，只因事先未曾征得本人同意，便激怒了左宗棠。左宗棠在给刘蓉的信中说，如果此保当真兑现，“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34]曾国藩只好作罢，并向左宗棠赔礼道歉。

吃一堑，长一智。之后曾国藩保举干部就注意事先探明本人的意愿，但是此举又引起另一些人的反感。比如，李联琇在给他人的信中说，曾大帅说可以亲自保荐我从军、入仕，并征求我是否愿意被保荐，这简直是多此一问。“不谋而保属公义，谋而保者属私恩”[35]，我能回答愿意吗？我只好拒绝。

曾国藩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