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某种角度说，湘军是个文人集团，管理层文人特质明显，尤其是曾国藩。

曾国藩学而优则仕，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过着优容养望的京官生活。他枕典席文，孤心苦诣，已然以学问而崭露头角，颇有点“大师”的潜质。虽因时局变幻，他转至治军从政的轨道，但在繁杂的军政事务中仍未废学，终于在传统文化领域大有建树。在晚清文化思想流变之际，他利用自己的文坛宗主与政治权威地位，登高一呼，振聋发聩，给文坛发展提供一种可能。

在古代，做学问首先指的是儒学或经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经学在清代又重现辉煌，但各门各派之间成见极深，相互轻薄、党同伐异的风气十分严重。其中，斗争最激烈的要属汉学、宋学之争。简单说，汉学主张用训诂、考证的方法研究儒家经典，称为“我注六经”；宋学则重视从经书中阐发义理，称为“六经注我”。

太平军起事后，洪秀全等人自称天父天兄，以“拜上帝教”反对和攻击孔孟儒家，极大地刺激了封建知识分子阶层。出于服务现实政治的考虑，曾国藩等人抛弃门户成见，秉持“一宗宋儒，不废汉学”[2]，主张调和汉学、宋学两派的矛盾，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树立一种开放与务实的风气。

曾国藩治学最鲜明的特征是务实，突出表现在他继承和发扬了“经世致用”之学。

19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新感兴趣的现象，它既反对理学的玄学思辨，又反对考据学的迂腐无用，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崛起，且以陶澍、贺长龄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小有名气，这对曾国藩产生了深远影响。张之洞就曾指出，道光时期的湖湘经世人才群体，以陶澍为首创人物，而以曾国藩为集大成者。(https://www.daowen.com)

实际上，“经世致用”之学是儒家中哲学与政治学的结合体。相对于追求“内圣”的理学来说，它更偏重于探讨和解决现实问题，属于“圣贤书”之外的学问，是儒家“外王”的延续。科举发展至清代，呈现僵化之势，四书五经、程式八股文束缚学子思维，消耗时光、压榨精力，只有考中进士后才有多余精力涉猎其他（只有考中进士才具有为官资格，举人入仕要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时人将经济之学当成为官之术，并未单独作为一门学问。曾国藩鲜明提出，应该更加突出“经济”的地位，指出为学之术有四种，即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专门把“经济”单设出来，与其他三科并列，并强调四者缺一不可。他进一步解释说，义理之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称为宋学；考据之学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称为汉学；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的制艺、诗赋都在其列；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都属于这一范畴。[3]这就是曾国藩著名的“四科判学”，这与近代以来普遍以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判学”类似，都体现了各自重构学术体系的努力。

至于经济学的具体门类，曾国藩在咸丰九年的日记中说，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有官职、财用、盐政、漕运、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祀、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等十四个方面。他自信地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4]曾国藩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晰具体，标志着他理学经世思想正式形成，“大文学”视阈基本建构完成。

身兼五部侍郎的曾国藩，结合岗位需要，学习各种庶务和军政大计，尽量把现实的问题搞清楚、弄明白。从咸丰元年、咸丰二年的记录看，经济之学已经列入曾国藩的重要课目书单。比如，他日记中多次提到阅读《淮扬水利图说》《治安策》《漕运全书》《会典·吏部典》《会典·军机典》《淮南票盐新章》等书籍。他在工部时，尤其喜欢研究地图，经常左勾右画，上下求索。

巧合的是，在咸丰二年五月初一至初九（初三除外），也就是曾国藩出京的前一个月，曾国藩竟然在阅读《纪效新书》。这是戚继光所作的一部军事学术著作，包括束伍篇、军法篇、禁令篇、操练营阵篇、治水兵篇等十九卷。它是曾国藩改革兵制、创建湘军的重要理论书籍。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担任江西主考官，更不会想到自己会办理团练，带兵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