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曾国藩倡导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机构设置上，曾国藩崇尚一个“简”字。“官民比”一直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精简高效的重要指标，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唐朝时官民比为1∶2927，明朝为1∶2299，至清朝时为1∶911。曾国藩主张行政事务的处理应注意“规模宏大”与“综理密微”的有机结合，否则“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他大力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效用。他说：

凡治大事，以员少为妙。少则薪资较省，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丛杂遗忘。多则反是。总之，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32]

与太平军的战事一结束，曾国藩立即着手撤去湖南东征局、江宁善后局及多省厘金局等机构，精简大批办事人员，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在行政事务上，曾国藩鼓励下属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要事事请示。他在批评东征局时说，既然以我为名，自应照我札办事，又来请示，“此事余颇厌烦”。[33]

曾国藩主张，不要把精力用在迎来送往、繁文缛节上。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他曾专程到江南视察湘军水师，行前专门嘱咐水师将领彭玉麟：“千乞无迎接，无办席，无令营哨官兵纷纷请安。禁吹手，禁爆竹，禁排炮。各营在黄石矶者，令禀见一次。余在下游上游者，一概不许来见。”[34]话是这么说，但水师仍然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事后曾国藩再次致信下属，各营迎接已极热闹，以后务必禁止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等不必要的环节。(https://www.daowen.com)

有一次，望江县令周甫文因公务在身，未能专程迎接曾国藩的家眷，特写信请罪。曾国藩见信后批示说：

近日地方官专讲应酬，不知民事为何物。凡省会冲要之缺，有驿站之缺，则朝夕疲于送迎，亏空生于酒事。一不周到，则上司、同僚交相责怨。本部堂恨之戒之，从不责县以办差之事。本年亲赴金陵，尚不令沿途办差，况眷属耶？该县地当孔道，以后如此等酬应，可省则省，本部堂暨各上司决不以此见怪。[35]

他在信中批评了当时地方官员把主要精力用在迎来送往、繁文缛节上，不仅挤占时间，而且浪费公款。他提出，自己出差都不要求沿途官员接待，何况是家属呢？他绝不会见怪。很接地气。

同治七年，曾国藩离开南京北上京师，沿途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迎送，满城文武士友盛情欢送，场面可谓壮观，令他心生不安：“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36]

为杜绝形式主义，曾国藩还时刻警惕下属弄虚作假。

在与捻军作战期间，河南屡次报告打了胜仗，经查询并无战事。湖北也报告，当地的鄂军与刘铭传带领的淮军合作攻下黄陂，但经查，当天刘铭传攻下黄陂之后，鄂军才到城下。结果两支军队都申请奖励，最后有功的和无功的都得了嘉奖。曾国藩认为，奏报之于兵事，关系最重。所奏如果属实，那么奖罚就会得当；如果不属实，那么功劳多的就会寒心，功劳少的反而得志。他建议清廷戒奏报之虚浮；同时要求部属实事求是，不徒托诸空言。他告诫曾国荃：“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切实实做去。”[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