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单论外交才干，郭嵩焘是湘军集团的佼佼者。
他认同曾国藩的实力外交观，主张“弱不蛮战”。同治五年夏至次年初，曾国藩、郭嵩焘两人频繁通信，反复讨论“驭外之要领”，曾对于“和戎”者受到的非议表示不满，郭附和地说：“自宋以来，以议论相高，一与外人交涉，皆得环伺以持其短长，稍为持平之论，即群起而指目之，以为辱国体，失人心。”[30]曾国藩回信说：“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敝，读之乃正搔着痒处。”[31]可见，两人办理外交的基本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郭嵩焘结合时局变化，对外交别有洞见。曾国藩认为，大清礼仪制度仍在西方人之上，仅武器装备欠缺。而郭嵩焘进一步指出，中西方的差距不仅限于器物层面。咸丰九年（1859年），郭嵩焘在奏折中说：“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之御夷窍要，莫切于是。”[32]所以，他倡议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广方言馆，培养了一批专门的外交翻译人才。
为处理“马嘉理案”[33]，清廷决定派郭嵩焘为“道歉专使”。所以，他是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是近代第一个正式领衔中国出使西洋，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人，是我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当时“华夷之辨”的社会风气仍然浓重，郭嵩焘作为常驻国外的公使，将会代表大清与外国平起平坐、平等交往，这让士大夫阶层的很多人非常不满，批评和挖苦纷至沓来。在他的老家，正参加考试的考生在玉泉山集会声讨郭嵩焘，更有好事者在郭的老宅贴上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34]骂声不堪入耳。
郭嵩焘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起初推辞不就，慈禧好言相劝：“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啥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35]郭嵩焘退无可退，只好应命。
光绪二年，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任驻英公使。(https://www.daowen.com)
他作为第一位驻外公使，没有先例可循，没有资料可查，为了给后人提供借鉴，他与随行人员乘船去英国的路上，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埃及等沿途18个国家和地区参观了解，记录见闻，整理形成《使西纪程》。可惜的是，郭嵩焘将该书寄回国内甫一刊印，就受到顽固派舆论的猛烈抨击，最终禁止刊印、发行。
途径新加坡时，他了解到当地的华侨权益受损但求诉无门，于是向清廷建议设立领事馆：“设领事之义，约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远如秘鲁、古巴之招工，近如南洋、日国所辖之吕宋、荷兰所辖之婆罗洲、噶罗巴、苏门答腊，本无订立章程，其政又近于苛虐。商民间有屈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商有遣派公使之信，延首跂望，深盼得一领事，与为维持。揆之民情，实所心愿也。”[36]在郭嵩焘的积极建议和斡旋下，光绪三年十月，清政府正式设立新加坡领事馆，这是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
到达英国后，郭嵩焘一行认真考察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事业，记录成册，在当时的出国人员中，他留给后人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是最丰富的。比如，他记载当时的伦敦有房屋35万所，街道1万条，面包房2500家，贫苦无依之民12万9千人等；参观了泰晤士报社，记录了编辑印刷等情况；受邀参加天文讲座，记下：地球的大小是月亮的47倍，土星是地球的1300倍等；观摩了格林尼治天文台，记录3500字；参加电学讲座，记下：吾于此等学问全不能知，姑记其所言如此；等等。
为了融入英国社会，他主动学西方礼仪，吃西洋食物，参加各种宴会，拜会各国政要。他还借夫人梁氏之名，举办了一场茶歇会，邀请了不少当时英国社会名流、贵族参加，开创了中国“夫人外交”的先例。
从郭嵩焘开始，清政府逐渐适应接受西方的使节制度，共在19个国家建立常驻使馆，派出68位钦差出使大臣，加速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郭嵩焘为我国使馆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和样板，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创的许多工作原则、章程，一直为后来中国外交家所沿用。
以郭嵩焘为代表的职业半职业外交官，尝试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主动接近和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知识，并将其传回国内，促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在重大外交问题上，他们也不完全是提线的木偶，而是不辱使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做出了应有贡献。
现当代史学家对郭嵩焘的评价颇高。蒋廷黻认为郭嵩焘“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37]熊月之在《郭嵩焘出使述略》中指出郭嵩焘“称得上是一位有胆识、有见识、肯办实事的爱国外交家”。严复翻译的《泰晤士报论郭氏离任返国》中称，郭嵩焘“出洋后，乃使西人有敬爱华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