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后的几年里，曾国藩始终得不到咸丰帝的完全信任和支持，地方军政势力对他也不买账。湖口之败后，曾国藩的部队被打成四支，自己困守江西两年多，只督办军务，不授地方实权，处处受制于人，曾国藩称自己这种状态是“客居虚悬”，内心备受煎熬。正当此时，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曾父去世，他随即请假，从江西的困局中解脱出来。请假折子发出尚未等到皇帝批复，就与弟弟曾国华启程回乡了。他一天也不想多待。

咸丰帝一看，既然你已经走了，只好赏假三个月。假期已满，曾国藩仍坚持服丧三年，咸丰帝拒绝，希望待肃清江西全境，再赏给假期，成全曾国藩忠孝之情。此时，曾国藩这才把多年淤积的怨气全盘托出，在《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14]中他这样说：

一是湘军人事没有纳入国家干部体系，自己带兵打仗保举人员，只是“纸上富贵”，国家不承认，得不到实缺；而且，将士没有带薪休假，与绿营军队形成鲜明对比。

二是他只节制湘军军权，不兼理地方，常常被同僚看作是客人，在吏治方面没有话语权，筹措粮饷时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人从中横加阻挠。

三是他职务变了多次，但清廷没有明文公布他的关防（证明身份的木质印章），开始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四年八月变成“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五年正月换刻“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没过几个月又换成“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前前后后四个名堂，出去办事，别人难辨真假。即使知道是真的，有人也假装不知，故意刁难。

他坦言，这三件事看上去小，但关系甚大。最后画龙点睛地指出，“细察吏之权者，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意思是说，不任巡抚、没有人事权的人，绝没有能力治理军队。

曾国藩的意思很直白，但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正面回应曾国藩。一方面，他对给曾国藩放权仍有顾虑；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已经发生内讧，清方战事进展较为顺利，少了曾国藩好像也不是不行。于是顺水推舟，答应曾国藩在籍终制。曾国藩这次对上争取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自己也陷入尴尬的境地。(https://www.daowen.com)

江西前线的战报次第传到湘乡，湘军相继占领瑞州、临江、九江、抚州、建昌等重镇，李续宾、杨载福等人获得重用提拔。这些“好消息”非但没让曾国藩高兴起来，反而心情愈加沉重。自己一手创办的湘军，在他人指挥下攻城拔寨，显得自己是多余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近来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15]

被“晾”在老家的15个月里，曾国藩深入反省，想弄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欧阳兆熊推荐名医曹镜初为曾国藩看病，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16]。曾国藩找出《道德经》《庄子》和《南华经》，诚心汲取黄老精髓，从法家进入道家。经过一番触动灵魂的对照检查，他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思想、性格转变。

他不仅自己想通了，还特意叮嘱在外征战的曾国荃：“长沙官场，弟亦通信否？此等酬应自不可少，当力矫我之失而另立途辙。”[17]

对于曾国藩的窘境，胡林翼等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建议重新起用曾国藩，但被驳回或搁置。转机出现在咸丰八年春天。石达开率20万大军由江西进军浙江，很快占领常山等地，胡林翼等人趁机再次向清廷建言，咸丰帝终于同意，着令曾国藩前往浙江，办理军务。上谕中依旧没有说官职的事儿，然而收到上谕4天后，曾国藩二话没说，就启程赶往前线了。